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新儒家政治哲学及对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意义——以张君劢政治哲学为例

张君劢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坚持自由主义.他一生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致力于沟通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发掘儒家思想中的民主种子和理性成份,追求民主宪政,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的平衡及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结合.提出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及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对今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冯友兰“接着讲”儒家教化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现代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取代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这一变革对传统儒家社会伦理提出新的挑战,即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儒家伦理如何可能。冯友兰在接着讲的意义上阐发了儒家教化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性,积极阐发了传统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实现与发展。认识冯友兰对儒家伦理如何可能问题的思考,对促进研究冯友兰教育思想获得了更为扩展的意义与视野,而这亦是我们应自觉意识和积极展开的。     

儒家传统如何支援现代民主——对亨廷顿问题的一种解答

本文针对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指出儒家传统支援现代民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和法治框架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确立 ,二是思想前提———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经过自我限定之后 ,重新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在此前提条件之下 ,通过儒家政治人这一中介环节 ,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要素 ,如忧患意识的责任伦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以及修身正己的自律意识等将成为支援现代民主重要的文化资源。     

再谈先秦儒家专制问题——答杜晓宇、甘泉先生

儒家内在的专制,根源于先秦时期,杜晓宇先生和甘泉先生对我的先秦儒家学说的内在专制性的质疑,是存在理论缺陷的。先秦儒家的专制是与生俱来的,这一专制具备实践主体的垄断性、实践目标的逆反性、文化观念的排他性、历史视野的倒退性四个基本特征,儒家学说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局限性,儒学不能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吗?——秋风先生的“儒家”论评说

本文对秋风先生的"儒家"论即"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提出质疑,对他所谓的封建制的"宪政主义记忆"、董仲舒的"宪政主义革命"以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做了深入分析,指出"限制绝对权力"必须"回到儒家"去之荒谬与不可取。     

“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党内民主示范、带动人民民主机制的思考

作为追求民主和践行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对国家政治方向的把握和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中,既能制定民主政治制度和规则又能带头遵守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政治行为;既能实现"内部"民主又能实现"对外"民主,才会产生"党的民主有主动地向人民民主转移的趋势,人民民主有按照党的民主所昭示的民主精神和原则以及其领导制定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向积极发展"的要求.十七大报告也正是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一方面又强调二者要同步进行,说明其中的难题和风险已经被注意到了.党的民主,要求的是建设一个民主的党.而民主的党,其内部是充满民主与和谐的,其外部功能的履行也必须是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民主执政,建设和保护国家的民主,大力发展人民民主.这样,党的民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早期儒家是非观的流变——兼谈荀子“明分”

是非问题历来敏感,但人们往往不愿多置一词。从儒家伦理看,知作为道德认识是对是非的分辨与判断。作为对伦理规范与生活事实是否相符进行判断的知,也是对言行与身份是否符合伦理标准的判断,它是对言行道德与否的价值判断。名的兴废通常都是社会价值的重估。作为对言行进行约束的名,与对认识对象进行描述的范畴是不同的。荀子"明分"本质上是"明是非",是认识和判断名与实是否配当的意识和能力。名实问题,在儒家并非仅是认识或逻辑问题,而且是智愚和善恶问题。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特点论略——以马、熊、牟、唐四先生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所开启之易学可称为现代新义理派,相较于传统易学其有四个基本特点,即:新视域、新问题、新阐释、重工夫。现代新儒家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反观易学,用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的方式阐述易学中的义理。他们承接宋易,将西方哲学的理念融入于易学之中,以易学接通西学,以此彰显易学的现代价值。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论现代新儒家对“科学”的本体论安置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儒家在本体意义和价值优先性原则下,以新的本体论化解这个矛盾,并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即以本体论的价值层级和结构来肯定＂科学＂的地位。尽管重建的本体论并没有超越传统本体论的基本形态,但显示了哲学家寻求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尝试。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新儒家？新道家？——论方东美之思想定位

学术界对于方东美思想定位有很大分歧。对于方东美的思想属性,依据方东美的思想特征,对照余英时对“现代新儒家”的定义的分类,可以得出新儒家、新道家、非儒非道或亦儒亦道的不同结论。方东美的思想特质在于探寻中国哲学的精神,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最终归本生命哲学。     

“仁者寿”——儒家“道德养生”思想探析

“仁者寿”是儒家“道德养生”思想的核心命题.儒家“道德养生”思想丰富了民众养生方法,为当今道德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开启了中国本土意义治疗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