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清代的文化盛事 ,而清代又是中国古代方志的鼎盛时期。文章论述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方志纂修的推动作用 ,并阐述了在其影响下 ,清代地方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康、乾两朝清殿版

封建王朝之刻书,均不及清王朝,清代又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盛。康熙朝,于武英殿设修书处,由大学士总领其事。对于需要较长时间编纂的书,则下设专馆,专任其事。如康熙二十三年设会典馆,纂修《大清会典》。二十四年设一统志馆,纂修《大清一统志》,四十八年设文颖馆,编修了《皇清文颖》等等。校对人员,写刻工匠等等,也均隶属于武英殿。故凡     

清代顺治年间河南纂修的方志述略

清代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据今人不完全统计,我国方志现存有八千余种,其中清代所修的多达六千余种,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仅就顺治年间(公元1644—1661年)的修志而论,河南省(本文所述之河南省,系顺治年间的行政区划)各级官府不仅着手早,而且成效显著,其成书数量之多,为同一时期其他各省所不及。它既为清代后来河南修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促进了清代其他诸省方志的纂修。回顾清代顺治年间河南地区纂修的方志,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编修新志是有益的。 一、顺治年间河南地区修志工作的展开 顺治初年,河南各级官府相继建立以后,即把修志作为巩固和加强政权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从顺治年间河南修志的进程来看,大体上可以顺治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河南布政司颁布的修志信牌为标志,分作两个阶段。     

河北旧方志的编纂存佚和种类

河北方志在我国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住。它的编纂存佚及分类情况如何?这是整理研究河北旧志、编纂新志者需要弄清的问题。 河北方志的编纂形式多种多样,大致说来,可分为官修、私修两种,官修多在隋唐以后,尤其明清,几乎皆为官修。其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为皇帝诏修。由皇帝发布各省府州县修志命令,地方官遵诏聘集文人儒士撰修。如康熙十一年,玄烨诏诸省修志,上于京师,备修《一统志》,安平县令陈宗石“慨然修辑,捐费聘贤,勒为成书,上于史馆,以备昭代《一统志》之所采择”。任邱知县姚原沩也说:“今幸奉纶旨,敢不披舆图,询父老,搜逸史,剔轶事,进邑绅士,汇集而编次之”。二为府衙主修。由地方官吏倡导、主持,召集地方绅士编辑。嘉靖《霸州志·周复俊序》说:霸州“夙鸣雄镇,     

章学诚的方志学——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五

<正> 章学诚(实斋)是清代浙东史学大师,是我国历史上后于唐代刘知几约千年的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是可与刘知几的《史通》相比美的。他生当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代,学问不合时好,而自己又不愿“舍己以从时尚”,因而一生当中,始终不得志,尽管直到四十一岁考取了进士,“自以迂疎,不敢入仕”。政治活动固然从未参预,就是史馆之职也未曾取得,所以平生精力,除了论史、讲学外,多用于方志的撰修和讨论上面。他把自己对史学方面的理论用于编修方志,并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自己实践所得,提出了一套修志理论,创立了修志体例,建立起“方志学”。     

清代广西的土地问题

清代广西的土地问题,有流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有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因后者已有专文作探讨(见《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2期),因此,本文着重探讨流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清代广西的土地,综合各种历史资料的记载,有官田、民田、壮田、瑶田、俍田、学田、兵田、堡田、屯田、屯馀田等名目。改土归流后的泗城府,据(清会典》卷一七《户部》载,除官田、民田外,尚有膳田,另据《大清一统志》卷三六○载,还有官族     

论梁启超方志学理论研究

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简明地总结了我国数千年修志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具体分析了清代修志繁荣的原因,高度赞扬了章学诚对编修方志所做的贡献。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隋唐五代之图经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宋代方志进入定型成熟阶段,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修志事业的全盛时期。新中国建立后新修志书体现了时代精神,体例上也形成了新的志书体裁,并且还将向前发展。     

淹通广博的《甘肃方志通览》

由郝玉屏先生主编,高子贵、金钰铭先生副主编的《甘肃方志通览》2007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分绪论、上编、中编、下编、附编五个部分.绪论概要叙述甘肃的自然地理、建置区划和历代修志.上编综述甘肃修志历史,从两汉的地记到隋唐的图经、宋元的定型方志、明清的修志高潮、民国修志的赓续,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次修志.中编对首轮新方志分省志,市州志,县志,县级市、城市区志,逐一地进行评介.下编为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分旧志系年录和新志要事录两部分.附编选编了明清、民国和新编方志的重要修志文献.该书内容丰厚,识通鉴远,是甘肃修志历史的忠实记录和成果总汇,具有总结过去、开启未来的重要作用.     

白鹿洞书院志考述

对白鹿洞书院的历史有多种记载,其中书院志的编撰是一种重要形式。它不仅有利于保存历史材料,总结历史经验,而且为书院生徒提供了重要教材,因此修志工作受到历代主持者的重视。纵观历代修志情况,自弘治七年（１４９４）洞志第一次刻印以后,有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各一次、康熙二次,前后六次重新修志活动,从而形成了七种白鹿洞书院志。此外还有众多的增补本、重刻本、递修本。远远超出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主编者朱瑞熙先生所讲的“十一种版本”。准确地说,初修、重修的主要版本有七种,在它们的基础…     

新志书续修之管见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之一。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关心下，国务院成立了地方志小组，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被列入《1956—195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纲要》“要求全国各县、市（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迅速地编写出新的地方志，记载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目前已经有不少省、市、县着手这一工作”①。后来，由于修志条件尚欠成熟，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举步维艰，成果寥寥，延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漂榆邑地望辨析

《水经》漂榆邑地望,胡渭《禹贡锥指》以为在静海县北,《大清一统志》以为在天津县北,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以为在天津。近期《天津社会科学》刊载常征《漂榆邑并非天津古邑落》一文,以为在黄骅县歧口西50里的乾符村。此文涉及天津古地理颇多,然多有可商榷之处,兹试辨之。     

论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编纂特色

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是在方志全盛时期的清代编纂完成。它有着与前志不同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编纂过程的不同,突破了在当地志局编修完成的前例;二、编修体例不同,前志采用平目体,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采用更为符合需要的纲目体;三、编纂理论和编纂思想的不同,确立了成熟的视志如史的编纂思想。提出了对各级地方政府所修方志范围的界定。从诸特色中体现了清代方志编纂的成熟。     

e-考据与历史陈说——《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新考

《大明一统志》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一统志,其对于明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学界一直流传着"《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一统志馆"的说法,亦即"明一统志馆"说。借诸"e-考据"的研究方法,却无法找到这一历史陈说的史料论据;易言之,"明一统志馆"说缺乏史料支撑。继之,考证出《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对《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的重新厘定,是"e-考据"的又一次运用,它不仅再次揭橥了e-考据在弥补传统考据方法不足、提高考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而且也体现出大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特别意义。     

钱大昕的方志学成就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不仅精于经史考证,而且在方志学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对方志的性质、价值、体例和内容等都曾有所论述,形成了较为系统且独具特色的方志学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具体的修志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中国传统方志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

关于清代前期的贵州各府人口,史籍记载较多。但比较系统的只有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分别记载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贵州各府人口数。     

发扬民族传统 编好甘肃地方新志

中共甘肃省委二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关系到两个文明建设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动员和团结一切有志于修志事业的同志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把修志工作做好。一、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有人认为:最古的历史书,其实就是方志。早在周代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候国的历史。据《孟子》、《庄子》、《墨子》等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了“百二十国宝书”,这些列国宝书,或者叫“百国宝书”,就是地方史书,也就是地方志。《孟子·     

关于上海近代史志的研究——从郊县史志的角度谈《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

日本《中国季刊》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发表了宫城教育大学高桥孝助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我国复旦大学江西籍教授黄苇和夏林根合编的《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同时还热情赞誉我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修志事业。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国外研究我国方志事业的新动向,本刊特将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王田有同志译文全文刊出,供大家参阅。     

学术论著《县志编修探微》即将出版

当前,地方志书编修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为适应方志编修工作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刘光禄与江苏李明、杨向东、陈有清等同志合著了《县志编修探微》。此书将古代方志理论和当前修志实践的经验融为一体,以简明、生动的笔调,介绍了县志编修的全盘工作,切实可行的编纂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是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普及性学术论著,对目前从事地方志编修的同志及有关理论研究工作者和热心方志事业     

李绂方志理论研究

一、李绂及其方志活动 地方志,亦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类文化典籍,其历史如从秦汉正式发端算起,已有二千多年了。然而,对方志进行理论研究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都认为,清乾嘉时的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因为他创立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方志理论。但是,这套理论的形成除他本人方志实践之外,还与前人的修志经验分不开。事实上,在章学诚之前很久(至少可以溯源到东晋)就有人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