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学批评探究——以《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为例

《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是王国维创作于1907年的传记文学.研究此篇传记可以发现,静安先生在创作本文时,已经对“主观之诗人”的概念有了清晰的界定,即通过诗词来表达自身之真情与生活环境的对立的诗人；这篇传记对于拜伦生活经历带来创作灵感的评价,客观上否定了以往认为王氏不注重诗人的“阅世”的观点；同时,对拜伦及其作品的批评则体现出王氏已经超越了早年所受的叔本华哲学影响,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     

《红楼梦》作者新考

《红楼梦》约于清乾隆年间开始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当时,此书标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有批者,未标明作者是谁。有人说作者是曹雪芹,有人说是“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有人说作者是诗人吴梅村,更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词人纳兰性德……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1904年,王国维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曾呼吁将《红楼梦》的有关史实搞清楚。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也。”     

一生襟抱鸣于诗--读<迎旭轩韵文辑存>

诗人之心 ,赤子之心也。羊春秋教授 ,一生作诗、词、曲、联七百余首 ,以人间一普通赤子之眼观物 ,以一普通赤子之心言情 ,举凡游览、咏史、感遇、交往、讽谕、闲适、赋颂、论评各类题材 ,无不浸润人间赤子之性情。《迎旭轩韵文辑存》品读数过 ,给予心刻记最深者 ,亦是四字 :“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真心、童心、天然率真之性。人间好诗皆从肺腑出。其可贵可爱处 ,在一个“真”字。真情而不矫情 ,自然而不卖弄 ,是历来诗家求真意志的信条。《迎旭轩韵文辑存》得之。这突出表现在作者对国家、民族和事业的热切关注及一往而深的使命感、责…     

关于《阅世编》作者叶梦珠的生卒年问题——兼与来新夏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六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了明末清初人叶梦珠的笔记《阅世编》十卷。点校者来新夏同志在《点校说明》中云: 梦珠字滨江,号梅亭。……据是书卷四称:“予生明季,旋遭鼎革”,则当生于明崇祯时。又梦珠别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自序,而此书也有康熙三十几年纪事,则康熙中叶尚在世。叶氏……把他涉世六十余年所见闻的事务,写成《阅世编》一书。 将来新夏同志的这段说明概括起来理解,其看法是:一、叶氏生于明崇祯年间;二、叶氏约卒于清康熙三十几年;三、叶氏享年六十多岁。     

盛唐清澹诗派概论

生活在盛唐的诗论家殷璠,在他编集的当代诗选本《河岳英灵集》中,选录了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他对每位诗人都有精当的评语。他评陶翰说:“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至于其他诗人,则多有偏胜而不能兼.如评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说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认为王昌龄也是声峻有风骨的诗人,而另一些诗人则以“兴象”(或“兴”)取胜。如说常建“其旨远,其兴僻”。评刘慎虚“情幽兴     

论李清照的词学观

论李清照的词学观俞筱敏李清照，这位宋代杰出的女词人，一直为历代学者所瞩目、所研究、所推崇，而且研究愈深入，赞誉则尤盛。胡适称之为“最负文学盛名的女文豪”，郑振锋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唐圭璋则称之为“名门闺秀，一代英豪”；台湾学者马...     

试论李清照诗歌的思想意义

李清照是宋代著各的词人。她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只有十几首,长篇尤少,有些只是短句残篇。但历代评论,多称她是诗人。如王灼《碧鸡漫志》说她:“自少年便有诗名。”胡仔引《诗说隽永》说她是“今代妇女能诗者”。朱弁《风月堂诗话》说她:“于诗尤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从《三吏》《三别》对杜甫爱国主义内涵刍议

至今烩炙人口的《三吏》、《三别》,是伟大爱国诗人杜甫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而又富有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对于这份遗产的议论,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一般认为,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关于战争的诗歌,是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明人张(纟延)评此六诗说:“凡公此等诗,不是专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得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则刺也,此可已而不得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     

李商隐诗歌中的反传统倾向

在唐代诗人中李商隐颇为特殊,千余年来对他的诗歌或誉或訾.誉之者认为“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浣胃。”、“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言,屈宋之遗响,盖得之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訾之者却认为“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诗人论少陵忠君爱国,一饭不忘;而目义山为浪子,以其绮靡华艳,极《玉台》《金楼》之体而已.”直到今天亦复如是:有人恭维他给唐诗在艺术上开辟了新境界;也有人批评他的一     

元好问《论诗绝句》抉瑕——兼为苏轼诗一辩

元好问(1190—1258),字裕之,号遗山,系出拓跋氏,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县)人,为金代最著名的诗人、词人、古文家、批评家和史学家,是“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被誉为“一代宗工”(《金史·文艺传》)。 《论诗绝句》三十首,是元好问文艺批评的代表作,清人翁方纲谓“先生一生识力皆具于此。”(《石洲诗话》)今人郭绍虞也说这一组诗“体现了一家论诗的宗旨。”(《中国     

《诗经》中“他物”与“所咏之辞”的原始关联

《诗经》中用来起兴的客观物象(“他物”)与诗人的主观情怀(“所咏之辞”)缘何有的相关、有的不相关?两者的关联是什么?本文试从思维发生、发展的视角,以草木兴象为视点,作探源性的解释。通观《诗经》,作为“他物”起兴的草木,是树木多于花草;所咏唱的树木又以其全貌或果实(及其花与叶)的居多。而诗人所抒发的“主观情怀”,大多是思亲念祖、祝福颂国的,     

《人间词话》“三境界”臆说——试论意境的动态系列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26则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辛词化用《庄子》及其他诗文初探

<正> 《庄子》想象丰富的“寓言”和“重言”,给后代人的启迪,特别是给后代诗人的启迪是极大的。以英雄自许又以英雄许人的辛弃疾的词,就常涉《庄子》。例如:《念奴娇·倘来轩冕》是他闲居沿山时作的,词一开头就是“倘来轩冕,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其典出自《庄子·缮性》“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来,寄者也。”词人是借此表明:自从在政治失意后,对宦途和功名深表困惑。     

释“十二”、“三十六”、“七十二”

古文里有些数字,看上去是实数,其实并不表示确定的数目,例如“三”和“九”,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虚指,概略地表示为数之多.清汪中在《述学·释“三”“九”》里写道:“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推之十、百、千、万,固亦如是”.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     

论周邦彦词之政治讬喻——兼说《渡江云》(晴岚低楚甸)

周邦彦为北宋词人中集大成之作者,且开展了南宋词之先声,此在词之发展史上,固早为论者所公认。关于周邦彦词在艺术方面之成就,如其长于勾勒描绘,善于运化诗句、精于音律结构,以及其风格之浑成和雅、凡此种种长处,也早为识者所共见。只是关于周词之内容意境方面的评价,则论者之见仁见智、历来乃颇有异辞。盖早自张炎之《词源》,即巳曾讥其“意趣却不高远”;王世贞之《弇州山人词评》亦曾谓其“能作     

《吕氏春秋校释》读志

陈奇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初版)博采深辩、体大思精,“实是五十年来唯一仅见之第一流著作”。奉读一过,侧记数笔,以就教于前辈。 〈一〉卷二仲春纪当染篇 〔原文〕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 王念孙曰:下“故”字疑因上文而衍,《墨子》作“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校释》:俞樾与王说同,皆非也。“要故”二字当连读。《本生》“以全生为故”,     

论陶渊明的诗格与品格

陶诗出现在晋宋诗坛上,这似乎是个奇迹,历代诗评家们对此都赞叹不已。宋代真德秀说,陶诗在《诗经》、《楚辞》之后而“为诗之根本准则。”①明人许学夷说:“惟陶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然已兆唐体矣。”“已兆唐体”者,是说陶诗已开唐诗之醇味;“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自为一源”者,则是说他的五言诗不摹仿前人,有着自身的独创性。从文学史上看,任何诗人都不能脱离前辈作家所提供的艺术积累而进行创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离别之词,亦多君国之忧——读《碧山乐府》

“碧山词颉颃双白,揖让二窗,实为南渡之杰。” (王鹏运《花外集跋》)王沂孙确实是南宋末年一位著名的词人,他的词直可与白石、玉田相媲美,又与梦窗、草窗相比肩。而其词最受人称道的则是他的“咏物诸篇。”在《碧山乐府》(又名《花外集》)中,仅咏物词就占三十余篇。这些咏物之作多寓托,所谓“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 (张惠言《词选》),“中仙最多故国之感”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 (陈廷焯《自雨斋词话》),等等。这几乎是清代词评家们一致的意见,然而,除咏物词之外,碧山另有几首以写离别为主的词篇,也流露了诗人的君国之忧,不无黍离、麦秀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