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学史视野中的罗门现代诗创作

罗门是台湾现代诗坛及整个当代华语诗坛的重要诗人。罗门的现代诗创作经历了早期的浪漫主义诗风模仿期、中期的现代主义诗风形成与固化期、晚期的试图超越现代主义诗风的"综合性创造期"三个阶段。罗门的诗在台湾及大陆诗坛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真正确立罗门在台湾现代诗坛乃至整个当代华语诗坛独特的文学史地位的,还归功于他在现代都市诗与战争诗创作领域的突出建树。     

赋归与重生——郑愁予二元归一的海洋书写

郑愁予以诗人的敏锐,在海洋文化方面,用其独特的笔触书写海洋,并尝试将陆地与海洋对立的"二元文化",融合成陆地及海洋互补的"一元文化"。文章着重分析郑愁予新诗的海洋书写,目的是指出诗人作品中呈现的海洋意识,其海洋书写表达了"赋归"海洋,进而于海洋"重生"的主题。论文围绕郑愁予诗作的"海湾意象"展开讨论,我们认为,"海湾"是诗人的"超级介壳",是生命存在的本质。     

酒、海洋、战争与和平——郑愁予金门诗作的三个要素

"酒"所代表的豪爽、侠义、友情,"海洋"所代表的自由、开放精神,由战乱经历和和平追求所铸就的人道主义情怀,可说是郑愁予创作乃至其生命的三大支柱,而这三者却在金门这一地方奇迹般地汇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理解郑愁予金门诗作的落脚点。     

台港诗论研究的拓荒之作——简评邹建军著《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

我国宝岛台湾和香港,历来享有“诗窝子”的美称,是海外的诗魂翔集的所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港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也诞生了众多有独特理论建树的诗论家。台湾诗人、诗论家的辛勤的创作和严肃的诗论探索,与大陆诗人、诗论家一起创造了一部瑰丽多采的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理论批评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大陆诗坛与台港诗坛隔绝了几十年,人们对台港诗坛的     

论余光中的乡愁诗

乡愁是台湾社会独特历史条件下民族感情的一种体现 ,而乡愁思亲是台湾诗坛 5 0年来最流行的主题之一。余光中的乡愁诗在他的诗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格外引人注目。余光中个人的人生体验 ,就是游子的生活 ,因此他的诗歌中表现出了离开母体的思念故园的痛苦情绪及民族的自尊心 ,而且包含了古典的、传统的意识与乡土的、民族的观念。因此可以说 ,余光中诗中的乡愁意识是传统意识及民族意识的反映 ,而且是诗人选择的两岸沟通的文化角色和相应的文化使命与艺术追求的表现。     

钟鼎文对台湾诗坛的贡献

以"番草"为笔名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成为"现代派"一分子的钟鼎文,抵台后成为现代诗坛的重要推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和影响力创办诗刊,与余光中等人发起成立"蓝星诗社",又于1973年组建世界诗人大会,为台湾新诗与国际诗坛接轨铺平了道路。他的诗境浩翰壮阔,音节铿锵有力。他后期不再用"现代"而改用写实的笔触刻画事象,让抒情与叙事结合。他的诗论强调新诗的归宗与归真,晚年寄希望予两岸统一。     

豪愁国愁和己愁诗仙诗圣与诗囚--比较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

"愁"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常见题材,在唐代诗歌中咏愁诗占有很大比例.唐代三诗人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因产生时代和诗人性格原因所致,其所表现的情感内涵,也大不相同:李白多是"豪愁",杜甫多是"国愁",孟郊则多是"己愁".而且他们写愁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排闷解愁方式也各有差异.     

试论李白对李颀诗风的影响

在盛唐诗坛,李白、李颀两位诗人有较多相似处:两人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且都炼丹服食;二人皆倾财任侠,不事产业.开元时期,李白、李颀都与宰相之子、玄宗之婿张珀有着不同寻常的交谊.天宝初,李白以天纵之才把雄奇奔放的诗风带进京城诗坛,而此时恰是李颀诗风发生质变时期,且其转变后的诗风豪放跌宕,尤其是人物素描诗中对狂诞个性的张扬,最接近李白的作品.可以说:李颀诗风的转变,当较多的受到李白影响.     

熔东亚儒学于一炉而冶之的黄俊杰先生

一、黄俊杰其人1946年,黄俊杰先生出生于台湾南部的农村,父亲辛苦地以种植香蕉养活全家,黄先生曾自述自己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蕉风椰雨"中度过。直到进入中学读书,才负笈都市。由于在农村经历的童年生活,土地与农民所孕育     

评台湾叶维廉的诗论

作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诗人、学者,叶维廉在从事诗歌创作时,还专注于诗文学理论的研究。从现象学到诠释学的运用,他不仅出入自如,而且能结合中国文学进行反思。他的"纯诗"、现代和后现代的诗论,在台湾诗坛具有广泛影响。     

宋代次韵诗现象初探

宋代诗坛,唱和之风盛行,其中次韵现象尤多。次韵诗的来源众说不一,一般采用元、白首创的说法,中唐元、白唱和活动出现后,次韵诗作为一种诗歌的创作形式受到越来越多诗人的青睐。宋代的次韵之风其盛行,故内容题材丰富,包括感情的沟通交流、抒怀言志、风雅酬和等。次韵诗的盛行丰富了诗歌的创作形式,推动了宋代诗坛以及词坛的发展,同时更为后人研究文学史提供了真实丰富的史料。     

新古典主义中国诗歌前途的主流去向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诗歌在经历了朦胧诗的盛世之后,就开始步入了多元的无主派的诗坛混战时期,或者说第三代诗人活跃于诗坛的全新时期。各路风流人物云积诗坛,竟相摆擂斗技,实在是热闹非凡。面对这种局势,一向习惯于传统批评方式的理论家,他们的点金棒似乎已丧失了灵性,从而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和惊慌失措。他们差不多对中国诗界是否能再度出现新的主潮,已丧失了信心和希望。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论冯至的《十四行集》

冯至的《十四行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四十年代最初的收获。它是诗人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诗坛息隐后,从早期忧伤多情的浪漫主义“吹箫人”成为一位深沉淳厚的沉思者的思想结晶与艺术结晶。《十四行集》实现了作者诗与生命的“真淳的觉醒”,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在最寂寞的时期兀然突起的一座高峰。     

论五四时期新诗与宋诗的文化氛围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以反传统文化为旗帜,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这种影响,有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方式呈示出来;有时则由于现实与历史的文化氛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具有某些共通的文化气质。宋代的诗坛和五四时期的诗界就具有某些相似的文化氛围,这种时代风尚,使得五四时期的新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呈示出宋代诗人的某些文化气质,从而对五四新诗运动和诗人的诗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诗界的整体风貌。     

现实的诗化展开: 战后台湾现代诗的生活美学

台湾现实主义诗潮于1970年代再次兴起,于诗坛外部而言是对当时台湾内外交困历史的反映,于诗坛内部而言,是对佶屈聱牙的现代主义诗风的反叛与纠偏.现实主义诗潮于台湾现代诗而言并不如现代主义诗潮"风起云涌",但作为一种潮流,却与现代主义一起成为战后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两个重要线索与路向,且在互相对抗与学习中绞合出台湾现代诗的诗美盛宴.站在百年新诗发展的结点回望战后台湾现实主义诗潮的群体构成,追索与日据时期新诗的历史渊源,挖掘梳理其诗学维度、 审美视域,以及在1980年代的变化等,或有助于窥探台湾现代诗在历史、 政治、 民族、 文化等影响下生长变动的轨迹.     

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

营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手“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大宰时期。他能够从众多的“诗臣”中脱颖而出,成为退拔干流俗的真正的“特人”,并进而成为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冠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变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     

诗钟与科举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都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代末年,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台港与海外华人诗评论的开创之作──评李元洛《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

中国当代著名诗评家李元洛的诗评集《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收集了40余篇诗评，李著所选评的对象，包括台湾杨唤、覃子豪、余光中、洛夫、向明、痖弦、张默、楚戈、李勤岸，香港黄河浪、犁青、陶然、王良知，美国同策组、纪弦、彭邦侦、郑愁予、非马、许达然，新加坡淡莹、周染、南子、蔡欣、长洪、喀秋莎、古琴，菲律宾云鹤、和权、月曲了等近30位著名诗人的佳作。专门选择台港与海外华人的诗作集中进行评析，且选材范围横跨多个国家和地区，李菩是第一部，可以说李著在这方面作了单路蓝缕的开创性…     

一颗温馨的女性诗魂——评台湾当代诗人席慕蓉的诗歌创作

席慕蓉作为诗人,是一九八一年以后才出名的。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诗集《七里香》出版,在校园里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与销售热潮”,而其震动力即“迅速超出校园,文学圈外,在社会激起波澜”,诗集于很短的时间里就印刷了六次;这使台湾诗坛上过去名不经传的席慕蓉成了著名诗人。而《时光九篇》于1987年元月在台湾出版后,仅至同年九月就已印刷了十六次,其震撼程度更是让人吃惊！她已出版的三部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