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载的政治思想

张载(公元一○二○——一○七七年),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中期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生活于北宋中期,当时大官僚大地主凭借特权,加剧土地兼并;西夏、辽金又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内忧外患,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这对于张载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少年时代,听到西夏常常侵扰西北边境,曾使他“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宋史·张载传》)。     

西夏沿边堡寨述论

对于西夏沿边堡寨的研究,至今鲜有人问津,本文试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汉文文献资料,结合西夏文《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对其设置原因、规模、职能以及历史地位等问题,作一粗略探讨。一西夏建国前后在沿边(主要是宋夏沿边)大规模修筑堡寨,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控扼战略要路,建立对宋用兵基地。《西夏纪》卷九曰:“元昊筑黑神诸堡,扼延州要路”。又,《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条:元昊弄兵,“始于汉界缘边山险之地三百     

刘延庆族源考略

刘延庆是北宋末年重要将领之一,靖康之难,延庆守京城,城陷,夺开远门引兵出,至龟儿寺,金兵追及,延庆战死。其长子光国亦阵亡。次子光世从康王赵构南渡,后为抗金名将。对这样为保卫宋室江山而战的刘氏家族,《宋史》却没能详述其族源,但云:“刘延庆,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世为将家,雄豪有勇,数从西伐,立战功。”兹据现有资料,试作探讨。保安军属鄜延路,北与西夏洪州(今陕西靖边县西南)接壤,是末夏军争要地。北宋时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防止西夏冲突,在沿边地区,利用当地号称熟户的蕃族,组织蕃兵。“自治     

宋金富平之战

富平之战为宋金战争重要战役,今作介绍于下。 北宋初至宋真宗时,因长期抵禦辽军,“河北最号劲兵之处”。澶渊之盟后,宋辽长期和平相处,而宋与西夏却时战时和,在长期战争坏境中,陕西各路取代河北东、西路,成为精兵的集中地,至北宋末,人称“独西兵可用”。宋军的马匹,也主要仰仗于陕西与沿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宋徽宗任用宦官童贯主持陕西军务,“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无论是征辽或镇压方腊,都是动用童贯所率的陕西军。金军攻击北宋时,“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而已”。但陕西军救援开封,也迫使金二太子斡离不暂时退师。此后,陕西军在两次救援太原的战斗中损折殆尽,太原陷落,北宋灭亡遂成定局。     

承天寺西夏断（残）碑新证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其建国后佛教便成为“国教”,承天寺是西夏王朝的主要佛寺,承天寺塔是目前我国唯一有修建年代记载的一座西夏古塔。作者通过对承天寺残碑铭考释,诠释了西夏残碑的一些历史问题,考证了承天寺内残断刻石称“轨”,还是称碑、称碣,残碑文中的宋“诏圣”实为西夏“福圣”纪年之误,从而也省去在有关承天寺塔修建诸问题多方考证之苦。     

简论西方学者早期西夏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对“西夏”似乎毫无所知。此后,居住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在考察居庸关云台六体刻经时,发现了他们并不认识的西夏文字。他们通过时“西夏碑”的研究,知道居庸关刻石不识之字为西夏文字,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早期西夏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其中也有一些错误和误解。本文对西方学者是何人、何时最先研究西夏的,西夏文字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考定”的,所谓有人从12枚西夏钱中得识40个西夏字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西方最早研究西夏的学者是英人伟烈,最早“考定”西夏文字的是我国学者张澍,所谓用12枚西夏钱币认出40个西夏字是一种误解。     

“西夏人”及其姓氏——读史杂谈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所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立国以前,党项族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少数民族载入隋、唐、宋、辽各代汉文史籍中,党项人的概念很明确。立国以后,自号“大夏”,因其位于宋、辽之西,史称“西夏”,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西夏人”(或称“夏人”)一词。当其王朝存在期间,“西夏人”理应泛指其境内各族人,不必限于党项族,常八斤便是一个很好的例     

西夏学研究与宁夏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

谈到宁夏的历史文化,人们总是对之以:古朔方地、西夏故都、回族故乡。然而,认真的推敲,“朔方”作为一种古文化的代称,似乎更应属于内蒙古,而与宁夏的关系不大。“西夏”、“回乡”倒是地地道道的宁夏特色。“回乡”人们已经谈得很多,这里我只谈西夏,重点是谈宁夏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一、西夏与西夏学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它以宁夏为中心,建都银川(当时称兴庆     

北宋向吐蕃征质及其原因探析

向吐蕃征取质子,是北宋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策略。宋在与吐蕃接壤的沿边各州建“纳质院”,办“蕃学”,羁押大量吐蕃将校子弟,以此来牵制松散难制的吐蕃部落。宋向吐蕃大量征质的原因：一是为适应吐蕃民族本身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驾驭控制手段;二是与宋和西夏对吐蕃的拉拢、争夺有密切关系。     

西夏瓷器造型探析

西夏瓷器即指在其辖区内生产烧造的瓷器。关于西夏瓷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有铭文纪年的瓷器更为罕见,使人们对其了解甚少,特别是其造型,众说不一,有的专家说源于山西的磁州窑或河北的定窑,也有的专家说源于陕西的耀州窑。文章力求通过对西夏文字的起源、敦煌莫高窟的西夏壁画、榆林石窟的西夏壁画和出土的西夏文物及瓷器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找出西夏瓷器的造型特征、渊源关系,从而对西夏瓷器的起源、造型,谈点粗浅认识。     

论老子之“道”非“有”非“无”亦非二者之统一

本文认为,人们对老子的"道"及其"有""无"三概念之间的关系迄今还存在误解,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老子>中的"道"有两个维度,一指向"存在",即超验、终极、本真的存在;一指向"应为",即现实世界中万物应遵循的规律.而其"有""无"都只指向可感的经验世界,与"道"并非同质的概念.因此,从概念上来说,"道"非"有"非"无",亦非二者的统一.     

“一”以贯之，“人”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校读

在对文本进行校释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老子>二十五章.关于章旨,这里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本章所论述的道的本质性状以及如何体道的问题,可归结为哲学意义上的"一"来理解.本文主要从"一"与"道"、"大"等的语源关系加以探讨;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句法特征,即主词和宾词围绕同一中心语而递相推转.这种句式在表达其内容时,更强调开头的主词和末尾的宾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所谓"人法自然"或"王居其一",充分表明了王作为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具备的体道精神.     

老子“自然”观中的和谐思想

老子突破了人们世俗的狭隘眼界,以更广阔的视域去探寻人们欲望和意志背后的深层的生命基础和活力,提出了以"道"为宇宙万物的生生之本,以"自然"为道的核心内容,以"无为"为人类社会的实践原则的哲学,揭示了"自然无为"与"和谐"的内在联系,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庄子"心斋"、"坐忘"说的美学意味

"心斋"、"坐忘"是庄子哲学追求的必要心理过程,是一种虚静超脱的心理状态,其目的在于体道,寻求一种逍遥自由、适意自得的、艺术的、审美的人生境界."心斋"、"坐忘"说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美学意味."心斋"、"坐忘"的美学思想对艺术创作具有深刻影响.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石涛的“修行绘画”

石涛晚年作为"文人职业画家",在绘画理论与现实抉择上都体证了绘画的自主性。处身于明末清初"异业同道"所呈现的多元认同中,绘画不再只是文人抒情遣怀的余兴节目,而是与道德、事业并列,因其不同文化型态,展现"道"的全体。石涛自觉"书画非小道"、"笔墨资真性",视绘画"创作"为"超凡成圣"的修行,乃是即画业以成学,进而即画业以成圣。呼应于王龙溪"即业以成学"的思想,石涛的"修行绘画"是鲜明而深刻的实践个案。     

萧天石道教养生学的终极境界

道教养生的特征是超越性,是得道成真;而得道成真的最显著特征是长生不死,因此,一般习惯于把道教养生学归结为《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道教养生学首推内丹学,内丹学肯定“长生久视”;但认为其最高境界不能仅限于“长生久视”。而是与道合一的“真人境界”,萧天石称之为“道世界”。与道合一的过程是追求“合真”的过程,道教称为“全真”,正是在此意义上,萧天石称道教养生学是“全真之道”。将道教养生学的最高境界从“长生久视”提高到“道”的境界,进一步拓展了道教养生学的终极境界。     

“学”何以能“乐”——《论语》“学而时习”章解义

《论语·学而》首章三句话,有着内在的意义关联。“有明而乐”、“人不知不愠”,讲的是人的生活和德性修养之事。学所以能“乐”,乃在于这“学”是表现整体生命的“学”,而不单纯以知识技艺为内容。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他对知识技艺的态度,可以用“游于艺”一语来概括。生命要由“道(德、仁)”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人通过道德修养的路,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     

从《敦煌变文集》“V＋（X）＋了”中的“V”的产生看“了1”“了2”的产生

“了1”的形成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从“V＋了”后添宾,从“V＋O＋了”前移,“V＋O＋了”中“了”的句法位置,相关句法结构的影响等都可能导致“了”的虚化。考察《敦煌变文集》中的“V＋（x）＋了”,其中的“V”的不同类型影响到了．的产生方式。在吴福祥（1998）的分类基础上,我们认为还应该考虑动词的及物性,“了”首先是在“Vi瞬间＋了”组合中发生虚化的。“了,”“了：”都是从表“终了、完结”义的动词“了”发展而来,但从事态助词“了。”到“了：”的演变过程和“了。”的功能研究还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