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中国剧--余上沅国剧理论评析

作为对五四"工具论"戏剧观的反思,余上沅的国剧理论指出了戏剧应当艺术地表现社会人生;强调戏剧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倡导中西戏剧融合以实现戏剧的民族化,创建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中国剧,并在"国剧运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实绩,对于今天中国戏剧的发展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西化浪潮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焦虑——试论“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国剧运动”以其独特的戏剧理论,突破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二元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思维模式。在对传统与现代在现代性重建中的角色处理上,“国剧运动”认为从传统出发同样可以建设现代性的文艺,突破了五四以来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设想。在对艺术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处理上,“国剧运动”尊重、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因其民族性而实现其世界性,并完成现代性的转变,突破了五四以来民族传统=陈腐、与现代性相排斥的理论。从西化与民族化问题上的焦灼、试图两者兼顾的理论设想等方面来阐述“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戏剧的启示。     

国剧陈列馆沿革考

文章对国剧陈列馆从20世纪30年代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以及在抗战期间的艰难维持和抗战胜利后的恢复，乃至建国后的去向，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考察。国剧陈列馆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政、学、戏曲界等多方关注和呼应，所搜集和收藏的戏曲文物也多得以保存和延续至今，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通过梳理国剧陈列馆的沿革，我们可以发现齐如山等人抓住博物馆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契机，创造性地利用国剧陈列馆来收集、保存和研究戏曲文物，并向公众开放，宣传介绍传统戏曲，为传统戏曲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搭建了新平台。同时，由于陈列馆的藏品始终带有强烈的私有色彩，与公立博物馆相比，陈列馆又具有“不完全的公共性”。     

“在民众与艺术间的一个过电器”——摩登社“学校戏剧运动”及其论争考察

摩登社发起的“学校戏剧运动”,因其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民众戏剧运动实践和对“学校戏剧运动”理论与实行的总结，在戏剧界尤其是“学校剧”和学校教育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艺术剧社等革命知识分子之外，严重忽视了以左明、姜敬舆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接近无产阶级戏剧的艰难探索。因此，梳理、辨析“学校戏剧运动”及其有关的诸种声音，对于重新审视左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和倾向无产阶级的戏剧谱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余上沅早期西方戏剧研究的特色

余上沅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之一 ,他一直致力于西方戏剧的介绍和研究。紧密联系中国戏剧运动的现实 ,注重研究的当代性、尝试比较戏剧的方法、注重戏剧艺术的综合研究 ,强调戏剧的民族特色 ,是其早期西方戏剧研究的特色 ,至今仍具有借鉴的价值     

论“五四”社会问题剧

社会问题剧在“五四”剧坛的流行,是“五四”时代精神与“易卜生主义”契合的产物。其个性解放与社会改造的主题内涵,推进了中国戏剧题材与主题的现代化变革;然而抓住“问题”而忘掉“戏剧”,问题剧在艺术表现和戏剧的自觉方面却少有现代化;问题剧的直面现实使中国戏剧靠拢现实主义,然而其政治化、观念化和理想化,同时又留下阻碍中国戏剧现实主义发展的路障     

“戏剧”考

在中国古典戏剧发展史上 ,“戏剧”一词有其原初意义和语义流变历史。这一事实却为2 0世纪的戏剧史研究者所忽略 ,因而他们关于戏曲起源的考索不能全面揭示中国古典戏剧的性质。“戏剧”与“戏”、“剧”等词一样 ,具有“扮演”与“游戏”两大意义项 ,但是 ,历来的戏剧起源研究者都关注“扮演”的意义项 ,并由此为中国戏剧溯源 ,而忽略了“游戏”的意义项。这种溯源实际上是在演绎“艺术起源于歌舞”的艺术观念。中国传统的文艺功用论 (诗教 )、 2 0世纪的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文化语境激励着 2 0世纪的戏曲考原者选择“歌舞说”而放弃“游戏说”。“戏剧”的“游戏”意义项正是“戏曲”概念所没有的 ,“戏剧”概念因其巨大的包容性而更能体现中国古典戏剧的艺术精神与文化形态     

“民众戏剧社”及其戏剧主张

“民众戏剧社”成立于1921年5月.发起人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熊佛西、张静庐等十余人.他们基本由三部分人组成:一、以沈雁冰为首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二、“以欧阳予倩为首的对旧剧有研究的学者;三、以陈大悲为首,痛感文明戏的腐败而立志改革戏剧的志士.他们创办了《戏剧月刊》作为阵地.“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的宣传作用,他们在《宣言》中指出:“萧伯纳曾说‘戏场是宣传主义的地方’,这一句虽然不能一定是,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民众戏剧社还努力创造“中国目前所未曾有”的民众戏院.沈雁冰指出:民众戏院的目的是要使“劳工”民众得到“娱乐”、“能力”和“知识”.这种考虑到劳工的娱乐、能力和知识的为人生戏剧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负荷着过渡时代悲哀的戏剧——论欧阳予倩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话剧

１张庚先生曾说：“象欧阳老这样的戏剧运动的前驱者，他们从事戏剧活动，其目的往往并不局限于戏剧艺术本身，而是怀着救国救民，启迪民智的目的。”①正是为了“救国救民，启迪民智”，欧阳予倩不断调整自己戏剧生活的内容、方向、创作思想与艺术追求的目标。自１９０７...     

浅谈沈从文对湘西民族的“爱”

沈从文对湘西民族“爱”的开掘与抒写，是一种和谐的、仁义的、忧伤的、诗意的“爱”，透视出作者对于“爱”的独特的人格理想和个性心理特征，因而也使其小说成为现代文学中的艺术奇葩。     

自由的童真世界与永恒的精神家园——论《社戏》艺术的真善美品格

《社戏》具有真善美的艺术品格,不仅因为有故乡的烟波画船、朝云暮卷、云霞绚烂、岁暮天寒,更因为有善良的滋润,真爱的呵护,理解的支撑,感动的陪伴。《社戏》的写景使我们嗅到了一股美丽清新的气息,《社戏》的写情则在我们的心中播下了纯真与善良的种子。无论是艺术还是叙事,《社戏》均使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真善关品格。《社戏》中的真善美,是以求真为基础向善的行进;而美则是它达到善的路径。《社戏》的叙述之真、风景之美、人物之善,使作品达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在这种真善关的和谐统一中,《社戏》中的故乡也成了鲁迅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园。     

明清江南曲坛“松江曲派”质疑

文章针对“松江曲派”的提出,着重通过曲家、曲社、曲论的具体论析,参照以文学流派形成确立的主要特征,揭示出“松江曲派”的界定仍存在诸多悬疑。同时,试图通过对“松江曲派”的考论,进一步认识明清之际的松江曲坛,以此抛砖引玉重新评价松江曲坛的戏曲成就。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熊十力“乾元性海”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乾元性海”命题将“乾元”与人之本性系联起来,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以乾元在人谓之性,乾元之“乾”乃刚健不息之意,故乾元本体在人亦成就刚健不息之性。故熊氏言“性”特别突出“生生之本然”,即人禀此生生不息真几而生,亦当生生不息,刚健向上。但是乾元健动不止并不是毫无险阻,由于坤势凝聚作用,人禀坤有形,与物接触,形成与本心相反的习染之势,障蔽本心,阻碍乾元发用。故人必须破除险阻,畅发自性。因此,熊氏论心性修养时,极为注重生命力的刚健不息。效法坤势的收摄承载作用,熊氏也注重涵养本心,根据《观卦》爻辞,提出“观生”的收敛工夫。     

“玫瑰”意象及爱米丽的“自我实现”

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里,福克纳创造了一个令人怜悯的美国南方淑女形象。从对“玫瑰”意象的理解出发。采用格雷马斯矩阵分析爱米丽的“自我实现”及其悲剧,并借用赵毅衡的“全否定”性符号学矩阵来分析爱米丽和南方传统之间的“占有”和“抛弃”、“非占有”和“非抛弃”以及四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叙事的多层否定使爱米丽的“自我实现”显得更加悲壮,值得献上一朵玫瑰花。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马克思“人的自由个性”思想寻踪

马克思确有“自由个性”思想,其“人的自由个性”思想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这三个阶段是：（1830．10—1835．9）是马克思激情理想主义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神学视野“人的本性”思想影响下表达了朴素的“个性”观念;（1835．10—1843．3）是马克思理性主义思考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理性主义视野下表达了对人的“本质”和“自我意识能动自由”的思考;（1843．3～1883．3）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考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现实主义的情绪下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做了全面的思考,对“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作了详尽全面的分析。     

诗学渊源对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影响

在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为老健古硬而非平淡的论述前提下,分析研究了梅诗能突破唐音、独立宋调,从诗学渊源上讲,在于他选择师法的对象与前人不同,更在于他对每个对象的取舍吸收之处、取舍吸收的时间与数量也与他人不同。重点论述了梅尧臣对韩愈、杜甫的特别师法,提及了对陶渊明、韦应物、阮籍、贾岛、孟郊和《诗经》的取舍。     

苦难家运的深沉描摹,顽强民族的生存史诗——赛珍珠《母亲》与余华《活着》的平行比较

赛珍珠的《母亲》与余华的《活着》在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等方面虽存有个体差异,但皆具有＂苦难家运的深沉描摹,顽强民族的生存史诗＂的特点,而它们的成功皆＂因中国之情,立小说之体;即小说之体,成畅销之势＂。     

僧肇《不真空论》与佛教中国化——兼论僧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及其“空”论观

僧肇的著名论文《不真空论》,运用印度中观般若学的中道遮诠方法,阐述了“空”的真义.通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就“有”说“无”,强调“立处即真”,在非“有”非“无”中显中道真谛,阐释了“不真故空”,“不真即空”的“不真空”道理,揭示了般若性空的根本意旨.僧肇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厚养料,对魏晋玄学“有”、“无”等问题加以总结,适应了当时玄佛合流的实际并把它进一步推向深入,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和中国化佛学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