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诗经》研究之困境与心理学的思考

当今《诗经》研究面临的困境有《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难以取舍、《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以及《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等疑惑。国外研究者采用认知诗学等方法论对《荷马史诗》进行的研究,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而从心理的客观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可成为《诗经》研究的新思路。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

新文化运动实现了《诗经》研究由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转型,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能够摆脱经学的桎梏,探求诗篇的本义,对许多诗篇作出了更为合理的新解释;对《诗经》基本问题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部分与当今考古发现相印证。高亨先生又将唯物史观纳入到《诗经》研究中来,提高了《诗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旧的治学方法和新的方法论相结合,使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但也造成了某些偏颇,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当今多元化的《诗经》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三礼》文学研究述评

《三礼》文学研究是20世纪后半叶及21世纪初期《三礼》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三礼》自身的文学价值、《三礼》内涵的文艺思想、《三礼》与《诗经》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不断开拓新领域,提出新见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     

学术论著 贵在创新——读杨仲义教授《诗骚新识》

杨仲义先生的新作《诗骚新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书由《旧说辨妄》、《风骚传统》、《风骚审美》、《“风”旨辩证》、《屈骚析疑》等五个部分结构而成.五部分分别针对着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诗经》与楚辞研究中存在的五个问题,即一、《诗经》、楚辞语句的不少难解之处,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二、……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梁启超的《诗经》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美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梁启超在多个学科和领域都有开拓,《诗经》研究也不例外,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提出《诗经》的读法问题,对《诗经》作文学、历史、应用的多重解读;第二,以《诗经》为范例,探讨中国古代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第三,从时代、心理、审美趣味的变迁出发,探讨《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另外,梁启超的《诗经》考证,由于注重材料搜集和归纳方法的运用,也取得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     

《诗经》文本与诗学原型

先秦文学中存在着两个《诗经》文本 ,一个是被“误读”了的文献学文本 ,另一个是被“遮蔽”了的文学艺术性文本。因而 ,在此基础上所萌芽、发展起来的先秦诗学 ,实际有两条相应的线索可供使用与承继 ,即《诗经》文献学研究与《诗经》本体论研究。但无论是“五四”以后的学者 ,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 ,大都是把研究基点建立在《诗经》文献学基础上 ,或者说是把对《诗经》“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的“误读”现象 ,当成了唯一合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却简单化、庸俗化了孔子那条强调文学性《诗经》的重要研究途径 ,从而导致了本真面目的《诗经》与研究框架中的《诗经》、真实的诗学原型与学术框架中的理论阐述相悖离的历史现状     

上博简《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

新材料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促进新学问的涌现.对于《诗经》学史而言,近年面世的以上博简《诗论》为代表的简帛资料,不仅大大促进了对于诗三百篇的研究,而且促进了《诗经》学史的研究.在上博简研究的带动下,近些年关于《诗经》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如果说上博简《诗论》补充了《诗经》学史源头的话,那么,上博简《诗论》面世以后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则是一部《诗经》学史的尾,这个一首一尾的形成与联贯对于“重写学术史”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鲁襄公时代的《诗》结集研究

《诗》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在鲁襄公时代,“二南”“三卫”之外的列国《风》诗正式进入《诗》文本,但各自独立存在,与《雅》、《颂》并列,后被孔子归入《邦风》,形成今本《诗经》的基本结构。     

80年代初的《诗经》研究

８０ 年代初，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通过对诗经成书、流变、创作方法；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毛诗序》；《雅》、《颂》；《国风》中的典型篇目的研究，是对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重新探讨     

《诗经》与韩国古代诗歌发展

早自商朝开始,中国古典文化即已对韩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文学源头——《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开始传入韩国,韩国文人从此对《诗经》进行深入学习与研究,并以此为模式创作本国诗歌。受《诗经》的影响,韩国古代诗歌也沿袭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在形式、内容及诗言志等方面与《诗经》有许多相似之处。韩国古代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丰富了韩国诗歌的内涵。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