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诚体”思想研究

周敦颐继承《周易》的宇宙创生论和《中庸》的“诚”范畴,并融合佛、道思想,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贯通宇宙和人生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形上本体和形下践履的统一.这一理论成就不仅使先秦儒学体系化,而且为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开创了思维路径.但是,作为宋明儒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诚体”思想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其缺乏逻辑严密性和说服力.     

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王阳明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心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对理学所起的开山作用有:汲取道家道教的本源论,建构无极(太极)的生成论以证明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维,构建诚的价值本体论;含纳诚、乐、仁、静等儒佛道的气象;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无欲主静等修养工夫.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统摄儒佛道包括周教颐之诚、乐、仁、静的境界;承袭周敦颐之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     

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理学

一、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宋明理学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无疑是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既有源远流长的一面，又有博大庞杂的另一面。特别是它代有表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又有代表人物、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在陈陈相因中体现出生生不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趋向。宋明理学由传统的儒学发展而来，是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又称“新儒学”。它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家们通过注释儒学经典，阐述理学思想，提出独特的范畴和命题，赋予了时代的内容和涵义；通…     

论宋明理学的性质及其演变

作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 ,其主要贡献在于严密了传统儒学的道统体系 ,提升了传统儒学的哲学化层次。它与先秦儒学注重社会伦理的实用性、汉唐儒学墨守师说的注释性相比 ,尤为注重对世界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探讨 ,并吸收佛、道哲学的思维方式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思辨化改造。宋明理学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本质精神和特性 ,并以此与其他哲学形态相区别 ,在中国哲学史上树立起自身的地位。然而 ,宋明理学派系繁多 ,且历时久远 ,因此 ,从共时性角度看 ,各派不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显有不同 ,且形成激烈论辩和矛盾冲突 ;从历时性角度看 ,其自身的主要范畴乃至逻辑结构更是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论杜甫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儒、道、佛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又有所发展.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对杜甫的思想起过影响,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不仅仅实践了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杜甫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他将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儒家的仁者之心打通,而且把佛、道的清净心与对淳朴自然、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贯通了起来.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王船山、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论其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王船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虽然辟佛,却辟得有理,既是为儒学正本清源,亦是为佛教追本穷源。他批判了禅佛的狂妄和虚无,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生命的轮回,从《张子正蒙注》到《相宗络索》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修行之道。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学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更为宽广的新儒学,以其更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互融的宗旨,他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并具体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论柳宗元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在中外以及港、台的论著中,皆较多地注意到了韩愈和李翱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推韩、李为开宋明理学之端绪,不无道理。但对于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几乎很少涉及。在唐以后他的学说似乎断了线,这是不公允的。其所以如此,国内可能是泥于宋明理学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者柳宗元不相类之故。本文试图探讨柳宗元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以就教于诸同志。唐中叶以后,政治上藩镇割据,国势日蹙;思想上释、道、儒三教鼎立,佛盛儒衰。鉴于此情,一些思想家便要求改革时弊,振兴国家。出现了黜佛、道而兴儒学的思潮。这个思潮     

《三国演义》儒家人文精神的再审视

经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以汉末史实背景与先秦儒家人文精神构建起来的宏伟之作。作为古代中华民族知识结晶的《演义》 ,它有着丰富的儒家文化内涵。它在人才学、领导科学、军事科学、经营管理、伦理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尽管作者罗贯中在历史观上没有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了朱熹的唯心史观传统 ,存在着尊刘抑曹的封建糟粕 ,但仍掩盖不了它闪光的另一面。全著始终张扬着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忧国忧民、不畏强暴、忠孝节义的民族精神。今天 ,我们再蓦然回首这一儒家文化结晶 ,一股在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涵养下的浩然之气…     

唐代佛道二教的发展趋势

在唐代,佛、逾二教的发展臻于极盛。在统一、强大的集权政治体制和发达繁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二者终于确立了从属和服务于现实统治体制的地位,其教化的、学术的、伦理的、审美的内容从而大为加强了,而信仰的方面则相应地淡化了。这样,佛、近二教演变为更具文化色彩的宗教,发展起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这也是这两个宗教在中土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的必然结果。从此佛、道二教确立起与封建政权的更为协调的关系,成为现实统治体制的重要辅助力量;另一方面,佛、近二教的教理与作为封建统治理论基础的儒学进一步交融,在“三教”进一步“调和”的基础上,促成了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形成。     

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

王显春《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一文认为:随着宋明以来新儒学弊端的出现,早期新儒学“存理灭欲”的苦行转向儒、道、佛三家互补的清虚质朴适意自然之途。明清小说也就在这块新儒学嬗变的沃土中应运而生,发展壮大。     

儒学发展对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于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三个重要里程碑：先秦儒学奠基了传统体育观念丰富人文内涵的基本框架;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启了儒学从国家管理角度影响传统体育观念的先河;宋明理学从儒学“人伦化”的角度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传统体育观念。儒学对于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了显明的特点：一是儒学崇仁尚礼的伦理色彩,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体育观念的道德内涵,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传统体育的本质区别;二是体育活动是人生的一种理想追求,早期儒学对于人生理想的设计是文武双全的,并没有文武轻重之分;三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改造,导致了重文轻武观念的固化,从而对传统体育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性命之道与伦理之道——从王船山看儒家的个体观

先秦孔、孟儒学的个体观是立己与立人的统一。明末清初儒学对宋明理学“存天理,遏人欲”的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纠偏。王船山提出“理欲合性”,主张“人欲之正即是天理”。展示了将个体发展与群体和谐相统一的人格理想。     

当代新儒学的理论奠基者熊十力

编者按儒释道向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传统儒学因与政治结盟而成为“正统”。它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先秦至东汉末年为第一期，宋明理学为第二期，称为“新儒学”（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五四”之后，儒学由政治的附庸而成为制度的殉葬品，同...     

论宋初"三先生"与宋明理学的肇端

“宋初三先生”是指胡瑗、孙复和石介,他们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思想家。唐及宋初佛、道的发展冲击了儒学,导致思想上出现了混乱,引起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极大警觉。宋初三先生充分认识到佛道思想对北宋王朝封建统治的危害,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从思想上对佛道发起了攻击,并通过创建书院来宣扬儒家思想,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道统、打击佛老异道,以振兴儒学。三先生复兴儒学的思想和实践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家影响极大,对以后影响中国700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开启作用。     

略论《空山灵雨》与印度佛学

印度佛学的佛义是许地山创作《空山灵雨》选择性接受的第一个对象,是他探索生命、思考人生的一个工具。“多苦”、“虚空”使他试图从佛教信仰中推演出一套立身处世之道。他想通过佛教研究而找到人生希望。《空山灵雨》是许地山对人生进行探索而写下的一份独特的答卷,它的文本充满了许地山研究佛学而不迷信佛学的质疑,在质疑中,他由“谈佛”走向了“反佛”之路,由信士而斗士。     

现代儒商及其仁义之道

“现代儒商”的管理精神,可以从传统儒学和古代儒商的文化资源中挖掘,但必须加以现代化的诠释,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管理者的实际需要.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之道”.对此,以往人们只是从安身立命、待人处世的伦理层面去理解.其实,我们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去诠释,就会发现,“仁义之道”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也是管理之道;它不仅有助于一般人士安身立命,而且有助于工商界人士驰骋商场.笔者认为,“仁义之道”作为一种管理之道,一种管理精神,包含着“仁之道”——“正己安人” 的管理思想、“义之道”——“义以生利” 的经营理念、“义(宜)之道”———“执经达权”的领导方法.     

儒家立志说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

立志为历代儒者极端重视与不厌申言而在儒学中成为一种学说与传统。基于内涵的深入考察,儒家立志具有“‘心’之‘道’而成‘德’”的内在逻辑,统摄儒家至为重要的“心”、“道”、“德”三概念,同时构成儒学的基本逻辑。通过一种现象还原的方法诠释“心—道—德”三位一体的儒家立志,“心”、“道”、“德”三要素分别指对特殊的个体、普遍的群体、自由的人类,立志即是一个将自然个体道德化为德性主体、将自然群体伦理化为德性共体而实现个体与类双重解放的自由化过程,作为对人之个体—群体二重性存在的德性安顿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在伦理与道德互文的意义上,儒家立志彰显出以“精神”、“自由”、“人本”、“尽心”为特征的伦理世界观与道德方法论,辩证地把握了人之意义与虚无（有与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共体与个体（大与小）三对二重性存在本质,对于克服精神世界之虚无主义、生活世界之物质主义、伦理世界之原子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隋唐儒学与自然科学

<正>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与此相适应,儒学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主要表现是:作为封建社会前期的统治思想,儒学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受到比较集中的批判,儒学在斗争中与道、佛合流,特别是援佛入儒的尝试,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隋唐儒学的这种演变与自然科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此作些研究,是有科学文化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