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

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一开始就表现出文体上的自觉与成熟,注重散文文体建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散文观念的偏差与文体意识的失落,散文文体发展也面临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散文观念的多元化倾向,散文文体体式呈现出多种多样.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演变轨迹不仅清晰可寻,而且体现出古今文学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性延展的整合性.但就目前研究情况而言,对其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和粗放.鉴于此,本文从古今文学的传承与演变,散文的模糊混用与清晰划一,散文的坚守与破体,以及散文的审美性与自由性等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在百年演变过程中的不同文体观念、文体形态、文体特征和文体精神,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散文史做出新的阐释.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

本文从文体的角度 ,对 2 0世纪 90年代的中国散文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微观的分析。在考察了文体的历史演变后 ,文章从“文类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时代文体”四个层面对文体进行了新的界说 ,并以此为理论基点探讨了 90年代散文文体的变革 :一是“时代文体”的形成及其“破体” ;二是因“主体文体”的解放而带来的散文观念和艺术思维的改变 ;三是自由随意、侧重于感觉化、潜沉的隐喻和反讽的语体取代了过去浅显僵硬的“诗化”语言。最后 ,文章还探讨了文体研究的意义 ,并对散文文体的“自由”和“不自由”进行了分析。     

文体的内涵、层次与现代转型

中西方很早就开始了对文体的研究,本文在对中西方文体演变梳理的基础上,参考相关辞典的界定,提出了新的文体定义,强调了文体的四个要素:体制(体裁)、体式、语体和风格。并把文体分为五个层次:文类文体、体式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时代或民族文体。文章认为,我国传统的文体研究虽然内涵丰富,但多注重语言的形式方面,往往停留于直观性、经验性的层次,要给我国的语体文体研究注进新的活质就需要借鉴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思路和研究方法。     

“体”:从文化到文论

作为中国文化元关键词,“体(體)”的本义指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生命之躯.在“人”(人之生命存在的类自觉)和“身”(人之生命存在的主体性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体”概念是对人之生命存在更具体内在层次的自觉.当“体”用于描述人自身时,多指与心相对的肉身性躯体;当“体”引申指人生命以外的其他事物(如文章)时,则是对事物具体存在的整体呈现.由此形成“体”关键词的两种表义模式,即“心-体”相对模式与“异‘体’”相对模式.“体”用之于文论,称文之“体”多为彼此相对之“文体”,各种辨体理论即是彼此相对的文体关系之体现.据此表义特征并征诸众多文献,可证作为文论关键词的“文体”的基本内涵是指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并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丰富的特征、构成及层次.与此同时,当以“心-体”二分关系比照文章内在构成时,“体”也可偏指与文意相对的外在直观形式.但“体”的偏指义与基本义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内涵:源自文化元关键词“体”的自身整体存在,才是“文体”的本质规定.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政与“稽古”权与“忧患”——箴文文体探赜

“箴”是西周时期出现的一种文体,其产生于规谏活动之中,具有较强的规诫意味,自汉代以来官箴的创作达到了高潮,这种文体的产生由于特殊的生产机制,其文体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玉人”源流考

从诗歌到词曲、杂剧和小说,从先秦到当代,"玉人"一语几乎占尽了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玉人"内涵的流变有着复杂的形态和原因,至今仍模糊不清.在"玉人"的流播历程中,它由善识玉石并能琢磨成器的工匠之意,演变为兼容性美称,性别指向需依具体语境来界定.<西厢记>巧妙地利用了"玉人"的隐语色彩,因之预设了"闹简"等喜剧化情节.至于杨绛的小说<"玉人">,则是对传统文体与文化内涵的吸收与变革,再度提升了"玉人"的弹性系数.     

“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体”与情性关系解读

文体思想是古代文论的研究核心。本文基于传统文体思想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中心,从“文体”概念三层面清理了“文体”概念的形式化误读问题,提出“文体”概念非仅涉及文学的艺术形相,实与情性具有两面一体的统合性关系,且在二者关系之中,情性是第一位的,故传统文体思想在肯定“文体”的本体性地位的同时,有效遏制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并因其对“文体”与情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开出了“言少意多”、“意在言外”的审美思路。     

笔法·笔调·笔力——文体研究三题

文体既是文学现象也是语言现象;文体研究是综合性的、多学科的研究.人们通常使用的“笔法”、“笔调”和“笔力”这三个词,是构成文体的基本要素;这三个概念的涵义是值得探讨的. 所谓“笔法”,本来是书法术语中指书写者在运用笔毫时掌握轻重、快慢、偏正、曲直等的方法;借用到文体研究中来,无非就是指作家在构造其独特的文体的过程中,在遣词造句、修辞润色等方面所采取的富有个性的方法.用《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文学风格”的释文来说,就是“指为增强表现力而对语言成分所作的选择和组织,包括对语音、词汇、比喻、形     

文体学研究的突破——评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文体有关的问题是一个禁忌,它总和一度令人发怵的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成为文学研究唯一的权威的方法。与此相反,80年代来从西方译介过来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却使社会文化问题成为禁忌,只研究作品的形式,文体仿佛不但是首要的而且是唯一的东西.陶东风博士大约有感于这两者“过之犹不及”的研究现状,近几年潜心研究,终于在文体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几部文体学专著中独特的一部。在专著中,作者突破了就     

一项视角独特的研究成果——评邱江宁《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关于文体演变的探讨自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事实上,文体的构成及其演变已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刻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成为研究者考察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新近出版的邱江宁教授<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以下简称<演变>)一书,以明清之际商业经济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区域背景,结合对这一地区比较发达的消费文化的具体考察,特别是通过对消费文化不同程度地改变作家群体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审美观念,读者群体的阅读方式,以及传播渠道和载体等各个方面的考察,探析它们对文体所发生的深刻影响,揭示文体创新变迁的具体特征及动因,这其中包括涉及文学史研究中较少受人关注甚至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些作家或创作现象的探讨,可以说是在这一课题上所取得的一项视角独特的研究成果.     

关于“论语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个性极度张扬”的文学流派。关于该文学流派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论语派”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论语派”的文体风格与文化内涵以及“论语派”的所办刊物和相关人物的研究。虽有众多成果问世,但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应进一步考察“论语派”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适当借鉴社团研究的方法,将该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文体形态:有意味的形式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形式众多的文体形态.文体形态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可以这么说,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体形式的演变史.     

先秦祭礼与祝祷文体

先秦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发生、分类、形态及功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祭祀活动的繁荣,促进了祝祷文体的发展.巫祝各掌其辞的祭祀制度、不同祭仪对所需祭辞的特定选择,增强了人们的文体分类意识.大祝所掌“六辞”、大师所教“六诗”体现了先秦祭祀活动对文体发展与分类的推动作用.祝祷文辞作为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形态随着祭仪的需要而变化.《诗经》中的《商颂》与《周颂》在内容、风格、篇幅等方面的差异,正是缘于商朝“尚声”与周朝“尚臭”的祭祀传统.祝文与嘏文、祷文与祠文、祝文与诅文等文体受制于祭祀目的的需要,形成了功能相互对应的特征.这些独特的文体现象,说明古代礼制与文体的发展具有互动关系.     

论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当代文学叙事结构、视角、意蕴中挖掘其人类学特征和意味,可看作是“隐性”的人类学转向;二是从“常规”文本穿插田野笔记这一现象来探讨这种人类学转向的过渡状态;三是从跨文体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论述“显性”的人类学转向.当然,文体变化的背后不仅与文学创作方法、观念相关,与国家文化战略安全亦有密切联系.     

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

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及其文学地位问题,是鲁迅研究的学术疑难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的努力,这个疑难已经有所解决.但是,考察某种文体的属性与特征时,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度或民族的狭窄范围,而应作一次人类学的回归,在不同国度的文学比较、文体辨析中寻觅某种文体发生与发展、形成与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从文体发生学的人类学根源上阐释、分析某种文体的属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疑.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国散文、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堪称三座高峰.特别是英国随笔,世所公认为英国文学的瑰宝,文学殿堂的珍品,文学属性无可置疑.而排除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论者,又多是英国文学造诣颇深、非常推崇英国随笔的人士.如果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出现、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征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将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其论证也会富有无可辨驳的说服力.     

官箴的研究

一、官箴的概念演变及目录学考察 “箴”字与鍼、针同,引伸而有刺病之意。《说文》:“箴,诫也。”作为文体的箴,是用于儆戒的简短文字,其起源可以溯至先秦。“官箴”一词,最早见于《左传·     

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对哀祭文的贡献

哀辞作为哀祭文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献记载始于东汉。随着文体的演变,至唐代古文革新运动,古文家韩愈将哀祭文作为了改革的对象．哀辞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欧阳生哀辞》便是其硕果之一,它对哀祭文的贡献在于：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揭示出了一条文体演变的规律,并用实践作了充分的证明,阐明了韩愈的“文道合一”观。除了中唐的社会现状和艺术审美规律的促进之外．韩愈的生死观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方面,与韩愈成为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