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分化与整合:学术"场域"的进化逻辑

作为特定"场域"的学术系统,总是按照分化与整合的逻辑不断进化与发展.以组织上的横向分部、纵向分层为基础,学术场域进而借鉴行会"对外垄断、内部共谋"的机制,维护学术自由和组织自治.不过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学术场域的过度分化,滋生过度自利倾向、诱致学术腐败.为了防止过度分化与自利、持续赢得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学术场域一般会从认识论基础、知识操作规则及社会心理基础等方面寻求整合之道.分化与整合机制有助于保证学术场域相对独立地运行,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调节学术失范.     

市民社会与市民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分理论为市民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罗马城邦国家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雏形",罗马私法则是现代市民法的"胚体".市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同市民社会一样均须以商品经济规律为理论基石.市民社会理论所力图开拓的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由自由个体或自发性结社群体进行独立自我规范的领域.而市民法的私法、权利法、法律人格平等、意思自治等基本理念均可从这一领域中溯源.     

政府公共性的流失与条件依存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府不仅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种倾向则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政府的公共性需要在反思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一致的政府自利性的制度激励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相反的政府机构及官僚的自利性的规制中实现。     

共同体想象力的历史反思

在一个由个体承担风险的社会中想象共同体是当前时代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传统共同体解体之后,借助传统共同体遗留下来的文化碎片重塑共同体,一直是理论和实践的追求.不论是基于个体自由的共同体,还是基于组织控制的共同体,都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实践所否定.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再次激发共同体的想象力,需要从消费和分配关系的表象深入到生产关系之中,需要从对个体和共同体的内在性的实体化思考走向一种相互沟通的关系性思考.     

社区空间再造: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以武汉市J社区和D社区的空间再造过程为分析对象

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交往需要最基础的平台,也是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活动的场域,渗透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在我国社区建设和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形塑社区形态最重要的三极力量,三者力量的非均衡容易导致社区空间利用的无序状态,而通过培育社区组织对社区空间进行再造是解决无序困境的根本出路.     

导向·咨商·享用——新时代道德个体功能的三层意蕴

道德个体功能与道德社会功能相对,是指道德对个体所产生的作用或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发展阶段,道德个体功能的性质和发挥的程度亦有所不同。随着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道德个体功能在日益凸显的同时,也因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助力的目标、内容、方式的不同,而内含导向功能、咨商功能、享用功能。导向功能表现为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引导和指向,咨商功能表现为对个体道德困惑的开悟和化解,享用功能表现为对个体道德境界的指引和提升。三种功能虽各有相对独立的场域,但亦相互交错、并行不悖,共同构成道德个体的整体功能,助力新时代个体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论本源共同体三种模式及其当代意义——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本源共同体三种模式的划分,使我们能够更加认清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状,从而可以更好地展开时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就是说,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和反思.马克思进一步指认市民社会是人类走向未来共同体的必要环节,这一环节是无法跨越的,这启迪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展和培育市民社会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关于本源共同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黑格尔的解放伦理与马克思的现实批判

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人的解放展现为精神外化运动过程中劳动基础上人的内在必然性(自然现实)与外在必然性(伦理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针对卢梭等人的自然状态理论忽视劳动及劳动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人的解放作用,黑格尔指出劳动与市民社会是人的解放的必要环节,它形成了自然必然性与自由普遍性相统一的伦理性的整体事业;政治国家是人的解放的充分条件,它构成了个体主观自由与共同体客观自由相统一的活的伦理实体。马克思在肯定黑格尔解放伦理思想的合理性的同时,对黑格尔解放伦理思想在实际中具体展现的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性质与政治国家的虚幻性进行了现实批判,指出黑格尔虽然正确地看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一种矛盾,但是他只是囿于作为抽象劳动体征的私有制,企图以伦理国家来统摄市民社会以实现普遍自由,而要彻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雇佣劳动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国家。     

自利行为新探

理论与现实中存在着将自私、自利、利他行为不同程度的混同现象,尤其是没有正确认识自利行为;自利的实际内容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变化的,合理、正当的自利要求只能依据具体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加以规定并据以判断;没有人的自利意识就不会有人的自私、利他观念,没有人的自利要求也不会产生自私、利他行为;不论就个体还是就社会总体来看,人的自利行为是最普遍的行为。     

共同体的式微与现代人的生存

在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借助其未经分化的、直接性的社会关系使个体获得了精神依托.工业主义打破了共同体的封闭结构,将一个变幻莫测、神奇万象的大都市生活带到了现代社会之中.在货币支配下的都市中,人们进行着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而也是部分性的接触.大都市生活产生了原子化的人际关系,导致了人们内心的骚动和连续感的丧失.现代人需要在工业主义逻辑和骚动的都市生活中寻求稳固的"阿基米德点",以便克服精神上的不安,进而获得稳固的归属感.     

论塑造市民精神——以南京市为例

塑造市民精神是推进城市现代文明的需要 ;市民精神是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 ,一个城市的市民社会决定的意识形态 ;塑造市民精神应遵循地域性、导向性、实践性等原则 ;塑造市民精神需要不断探索     

社区感：社区组织的新媒体形式与关系连接——基于慈善组织义工微信群的研究

社区感对组织成员具有凝聚人心、促进群体融合的作用。通过对广东汕头“存心善堂”义工微信群的个案研究发现,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的是,新媒介时代的社区感在交际场域、交往方式以及精神、情感的人文回归方面有新的变化,表现为：技术与空间的重叠出现了虚拟共同体与新型共同体;虚拟社区的交往实践改变了群体成员的行动与身份重构;情感的人文回归是整合满足与群际维系的需要。     

意识、自我意识与精神——黑格尔《伦理体系》中的欲望辩证法

黑格尔在《伦理体系》中展现了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那个客观唯心主义者的形象。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将人在经验意识中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构建道德主体的基础，进而在物质生产维度塑造了个体在市民生活中的存在形式。从自然的本能欲望出发，黑格尔论述了朴素的家庭道德关系，并从家庭的解体和道德的冲突中阐明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并据此论述了从道德向伦理的过渡方式。而在精神这个最后环节中，个体完全是从绝对伦理性出发来实现其欲望的满足，这是欲望辩证法的最高阶段，在这个作为民族精神的阶段，个体既达到了保存其个体性的目的，又实现了与共同体的同一。黑格尔认为此时个体才真正实现了其作为正义和自由主体的最终目的。     

试论精神消费作用

所谓精神消费它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主要体现为文化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其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在交往活动中，采用不同的方式，接受和吸收各种精神产品来满足自身各方面精神需要的精神性活动。精神消费无论是采取个体形式如个人阅读、看电视；或采取群体的形式，如群众文娱活动，知识比赛等，其消费对象都是观念性的产品或知识劳务，这是精神消费与物资消费的根本区别点。精神消费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形态。反映该社会所固有的社会矛盾。但是，如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一样，一定社会…     

重塑国民：中华民国社会共同体重构的元身份问题

以“元身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获悉社会共同体重构的规律性认识。在近代中国,伴随着“重塑国民”的元身份变革,社会共同体进入了反反复复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国民”身份重塑中,各种复杂的力量围绕着不同的元身份展开激烈的争夺,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分化和对立。社会共同体的重构不可能脱离对个体存在意义的基本界定,现代国家加强共同体建设,必然需要型塑个体的元身份及其意义内涵,从而构建元身份所结构的共同体形态。只有当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围绕着元身份产生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1928年南京的摄魂风波

192 8年春夏之交 ,南京到处弥漫着一种谣言 ,谓中山陵墓的合拢需要儿童的生魂 ,北伐战争的前线需要阴灵战助等。由此在南京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市民恐慌、社会无序、治安混乱。面对这种形势 ,南京特别市政府等各职能部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对市民进行宣传、解释 ,以图消除谣言、维护治安 ,引起并推动这起风波的各种因素反映了当时南京社会的各种复杂情况。     

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

社会资本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社会关系模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求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之匹配,社会资本中的公民参与网络在市民社会中生成,是市民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市民社会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更需要与传统的权力社会关系模式完全不同的公民参与网络模式的支撑,而存在于社会资本中的公共精神也成为了市民社会中的必备精神.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共同体与道德——试析麦金太尔对共同体伦理传统的追求

本尼迪克特创立的本笃会使得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伦理传统在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混乱中得以保留和延续,这让麦金太尔看到了重建道德共同体以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可能与希望.麦金太尔认为,若想摆脱现代西方道德领域存在的混乱与无序状态,只能放弃自由个人主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从本尼迪克特那里,麦金太尔看到了危机状况下保留和延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希望,但对于在当今时代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之可能性这一问题,麦金太尔并非持乐观态度;麦金太尔深知自由主义传统在西方社会之根深蒂固,也深知其理论实现之艰难.但麦金太尔从社群主义角度出发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和批判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