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中的传播——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例

英文版《中国文学》自1951年国庆创刊到2000年停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其有计划、系统的作品译介使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获得一定的认知。而浓厚的政治色彩、僵化的出版机制和管理体制,以及翻译人才严重流失,最终导致了杂志的失败。吸取其失败教训,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注重中外文化背景差异;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建立多元化对外传播交流方式;重视优秀翻译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向世界全面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繁荣与创新。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的仪式符号传播——以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为例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仪式活动既是承载蒙古民族文化信息的符号,更是蒙古民族文化传播的媒介,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提升和宣扬了蒙古族文化精神。仪式活动是蒙古民族文化的贮存器。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中运用大量的蒙古族仪式符号,表现了仪式对于一个族群的重要性。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仪式成为维系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群体认同感的文化象征体系。     

革命坐标框定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以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例

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亦即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与自我想象。然而作者不仅与其笔下人物息息相通,犹与其置身的社会历史休戚相关,撕掳不开。故此,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并不是任其心造的幻影,其三类知识分子形象,都不可避免地烙有彼一时代的革命胎记。     

英雄形象塑造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叙事

作为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集中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文学风貌。透过十七年间《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我们发现,通过“大众化”、“典型化”以及“两结合”等一系列叙事策略的转型,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得以确立,并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国家形象的提升与演变——以当代“中国形象”的广告语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形象是当代广告话语体系中重要的表现主题。中国形象在当代广告话语中主要呈现为四种不同的形态:物态隐喻、政治表达、地域展示和民族情感,这四种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展演变。构建国家品牌是当下广告话语塑造国家形象的新动向。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当代广告话语必须通过跨文化沟通的形式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畸变的视镜:媒体与国家形象的建构——评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

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是一部具有很高理论素养的著作.该书着重分析了美国媒体名记、专栏作家与中美关系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之间互动的情况,以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威胁论”为平台,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理论根源和规律.     

后现代文学非人类他者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纳尼亚传奇》与《哈利·波特》对比研究

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纳尼亚传奇》和《哈利.波特》以其非人类他者形象塑造的手法,在同为反文学传统的艺术创作中,在相同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表现出文艺美学追求和理想倾向的差异性。在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等人文诉求方面,二战后出版的《纳尼亚传奇》借助能言动物的主体形象,更加深刻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观,在动物与人类形象的巧妙转换之间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体间性哲学思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审美观念;相比之下,出版较晚的《哈利.波特》,其非人类他者形象的塑造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生态意识的局限性以及对他者生命形式存在价值的贬损。     

中国文化典籍在美国的翻译与传播——以《孙子兵法》为例

中国文化典籍《孙子兵法》在美国有10多个英译本。因译者身份、目的、动机迥异,理论视角天差地别,译作风貌与风格多姿多彩。《孙子兵法》揭示战争规律,自然也彰显了人类其他竞争活动的经验与智慧,它对于体育比赛、人际交往等其他诸多领域也有宝贵的借鉴意义。美国在这方面的应用十分丰富。研究《孙子兵法》在美国的传播与影响,除能给国内的《孙子兵法》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外,对于其他中国文化典籍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也有启示意义。     

作为“方法”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新诗——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系列和《中国新诗总系》为例

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针对这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有各种不同的分期法。通过比较《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系列和《中国新诗总系》可以看出,不同的分期背后有一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即文学是有机进化的、朝向"文学的现代化"发展的存在形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此被建构为指向"文学的现代化"的一整套叙事,这是以"世界文学"作为方法观照下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脉络的建构。在这一视域下,当代五十年(即1949—2000)的新诗发展,尽管有不同分期但彼此并不冲突,"文学的现代化"诉求在这五十年中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分期的不同只表明这一主题的阶段性演变程度。     

文言小说图像传播的历史考察——以《聊斋志异》为中心

插图艺术在白话通俗小说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言小说的插图兴起于晚清刊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聊斋》插图的出现,对《聊斋》的出版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图咏本、绣像本、连环画,甚至邮票、剪纸都成了《聊斋》传播的载体,正是这些形式多样的插图本的出现和传播,使得《聊斋》能够同《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一样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名著。     

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视角——读《表现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近读徐行言、程金城二先生所著《表现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2 0 0 0年 1 2月出版 ) ,深感她是一部具有创新性的佳作。该著作不仅对表现主义为何物 ,在何时何地、什么条件下产生 ,怎样勃兴 ,又为何衰落 ,对二十世纪的艺术面貌乃至整个社会文化有过何种影响 ,以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介绍 ,而且以表现主义艺术方法作为参照系 ,对一批我们过去曾用传统视角和方法读解的经典作品 ,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 ,使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势的历史定论来一番重新思考。考察表现主义对二…     

试论国际移民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性——以中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为例的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在一国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都非常重视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除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之外,参与并且在一国的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应当包括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国际移民.他们既是国家形象的载体,又是国家形象的传播途径和建构手段之一.无论是从影响的力度、渠道还是轨迹来看,国际移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     

塑造婚姻与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以贯彻1950年《婚姻法》为考察对象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对于建国初期的农民生活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章通过解析新中国第一部塑造人们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是如何"送法下乡"的过程,去探讨建国初期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问题。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借助法律的形式对农民婚姻生活的塑造,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国家认同得以不断确立的过程。而且,这也是重新认识1949年后不断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动因一个重要切入点。显然,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农民的国家观念在伴随着来自上层的各种国家行为中日渐生成,反过来,它们又成为了农民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共领导的"建国大业"中的复杂动因。     

中国古典文化海外影像传播的特点分析——以《西游记》为实证

影像时代,中国古典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心由文本译介转向了影视改编,改编的过程中,由于影像传播特性的影响,除了传播形式上的变化外,其内容亦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文本译介的变异,这种变异从一个角度看,深层次里是异域文化价值观念的凭空植入,并与原著产生了强烈的比照差异;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商业元素对传统文学形式的渗透,使原著的传播在市场中获得新机遇的同时,也模糊了文学和商业的界限。文章对《西游记》在海外传播中的上述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对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有所启发。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克洛代尔多重视角受的中国形象——以散文诗集《认识东方》为例

保尔&#183;克洛代尔（Paul Claudel）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法国诗人和戏剧家,也是20世纪初第一个热情赞美和介绍中国文化的法国人。《认识东方》是一部优美散文诗集,曾对20世纪初的法国文坛产生过极大影响。在此书中,他通过谛听、静观、散步、探寻等多重视角的方式观照中国,重塑一个兼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义的他者中国形象。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既投射了法国社会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集体想象,又投射了他主体性的想象和欲望,表述了他对人生和自我的认识以及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提供多重解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