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新认识契丹辽朝的“一国二制”——兼谈其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的确立

“一国二制”是契丹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历史表现,它形象地概括了契丹国家早期的历史形态;但以往的研究中,却往往以这种“分治”的现象来论定契丹辽朝的国家体制为多元化形态;本文结合对辽代人口生活方式、文化接收系统等方面发生的历史变迁,对“一国二制”这一形式作了深入探讨,揭示其发展特征,从而认为,南北政治体制的兼容并蓄、杂揉发展,是契丹国家体制发展的主要特色。     

阿保机时期契丹国家的历史特点——契丹族俗对其国家体制的影响(之一)

契丹国初的历史,实际是契丹族的风俗文化和各种社会制度,经历了一次新的熔铸、锻造以至成型的过程.因此,能够比较真实的揭示这一时期契丹国家的历史面貌,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契丹社会的发展形态.换言之,阿保机时期契丹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契丹族固有的传统习俗,对契丹族统治者们的建国思想起到了怎样的规范作用,这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契丹族崇山文化的历史考察

崇山观念是契丹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内容之一。崇山观念当是契丹人对天地的崇拜、族源的追溯以及对山林畜猎生活的仰仗等多种心理因素的交合。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辽廷以契丹人普遍的崇山观念为基础，融合了天地祭祀、崇祖敬宗、宗教信仰等核心内容，最终形成了以突出皇权政治为最高主旨的国家礼仪制度，使崇山观念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构成辽朝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内容。     

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

辽朝的民族迁徙,包括了汉族、渤海人口向契丹族聚居地区,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地区和向渤海故地、中原地区的流动。这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对流迁徙,尽管是伴随着辽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客观上却对辽朝统治下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族、渤海人口迁入契丹地区,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的迁徙,为推动农业经济带的北移和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契丹族人口向中原的迁徙则使其置身于相对发达的封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环境之中,加速了契丹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辽朝的民族迁徙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新发展     

契丹小字解读的又一部新作——《谜林问径》一书出版

契丹小字解读的又一部新作———《谜林问径》一书出版韩桂荣（辽宁民族出版社）契丹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是东胡支系鲜卑后裔，于公元５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至１０世纪初建立了统治北中国的辽朝。辽朝创制了两套文字，史称“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由于书禁及战乱等...     

辽代统治集团的特点及其结局

辽朝自太祖草创，继经太宗、世宗以来的发展和经营，终于在最宗圣宗时期谱写了北方民族政权建设的新篇章，这就是契丹族历代统治者遵循“因俗而治”的方针，将辽朝的国家体制塑造成一种南、北方政治体制兼存共治的局面。与此相适应，决定了辽朝统治阶级集团所特有的“蕃汉合一”的鲜明特征，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特质的人群所分别具有的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传统基因，在共同的政权建设过程中所分别具有的微妙的感染力和历史影响，特别是在兴宗道宗时期这种影响已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终于为辽朝的覆亡，涂上了厚厚的浓彩。     

民族交融背景下的辽代诗词

辽朝继承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崇尚儒家思想,倡导“华夷同风”“华夷一家”。在政治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用科举制取士,以诗词赋为正科,从而形成了皇帝、贵族、士大夫阶层“志于道,言于诗”的局面,这也是辽朝诗词仅限于皇帝和帝后的特色。“澶渊之盟”后,辽朝出现了大量描写北方民族风土人情的诗词,这些诗词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当时的民族融合。     

辽中京衰落的过程及原因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政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辽代时,契丹人实行五都制,相比较其他四都,辽中京作为新建的草原之城很好地代表了辽代历史发展的水平与特色。辽中京自辽中期兴建之后,到明朝永乐年间消亡,其经历了一个由兴建、繁盛到逐渐衰败的过程。辽中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地位的发展变化相应地引起城市形态和建筑形制的变化...     

由蒐狝为务到崇儒之美:契丹大族社会性格转变述论

契丹本是起于松漠的风气刚劲的游牧民族,自初始有礼文之事至辽景宗和圣宗时表现出崇儒的社会性格,以契丹占据燕云、制定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始,后由辽朝诸帝提倡而渐次影响统治群体。这种变化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契丹占据燕云后,为保证数量众多的汉人对契丹统治合法性的支持进而取得社会资源的支配,必然需要考虑汉人的心理,尊重汉人的文化;第二,契丹大族积极学习汉文化以增强文化心理认同,以更好地借助儒家意识形态强调辽朝承天应命的正统性;第三,这是辽朝世选制度下契丹大族内部政治资源竞争因时而变的实际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契丹大族的社会性格出现了由蒐狝为务向崇儒之美的转变。     

赤峰地区辽史研究概况及其展望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它对开发塞北边陲、加强北方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都起过很大的作用,有过不朽的历史功勋.公元907年契丹在古临潢——今赤峰地区建立大契丹国(也称大辽或大蕃),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局面,揭开了契丹民族发展史上壮丽的一幕.在立国后的二百余年间,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民族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

辽朝境内汉人来源广泛,主要有五种,分布上已遍布五京地区,并可按照地域与安置方式不同各分为两大区域。辽朝汉人契丹化现象性质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为其重要一环。契丹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汉人契丹化过程中呈现由逐步至深入、不同地区程度不同之特点。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之必然现象;其二,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其三,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亦为推动汉人契丹化的之重要因素。     

论辽朝“政治分治”局面的形成

辽朝太宗(927~947在位)时期,是辽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时刻。在此期间内,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基本确立。但是,太宗朝所留下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中,也存在着“审时度势”的“权宜性”内容,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辽太宗时期,由于应天皇太后及其拥护者阶层的过于强大,动辄干涉国家施政措施的制定,因此造成帝、后集团的抗衡并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直接导致了契丹辽朝政治“分治”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基本特点。     

往事与现实:耶律阿保机的先辈们创造的历史(一)——从始祖雅里到四世祖耨里思生活的历史时代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确立了契丹社会封建化的发展方向,为北疆草原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阿保机的个人建树,也与契丹社会文化的沉淀以及唐朝末年契丹社会发展的具体趋势等密不可分;尤其是自8世纪中期以来,以阿保机历代先祖为核心的契丹贵族统治集团,所确立的政治组织形态的具体发展,更为阿保机时期的封建化进程奠定了基础。自雅里而至匀德实、释鲁、阿保机,线索式地展示了契丹社会组织程序的发展、延续与改造、调整的历史过程。契丹封建社会,也主要是通过阿保机时期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的。     

往事与现实:耶律阿保机的先辈们创造的历史(二)——从曾祖撒剌德、祖父匀德实到其父辈们生活的历史时代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确立了契丹社会封建化的发展方向,为北疆草原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阿保机的个人建树,也与契丹社会文化的沉淀以及唐朝末年契丹社会发展的具体趋势等密不可分;尤其是自8世纪中期以来,以阿保机历代先祖为核心的契丹贵族统治集团所确立的政治组织形态的具体发展,更为阿保机时期的封建化进程奠定了基础。自雅里而至匀德实、释鲁、阿保机,线索式地展示了契丹社会组织程序的发展、延续与改造、调整的历史过程。契丹封建社会,也主要是通过阿保机时期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的。     

汉官治辽简论

公元10世纪初至12世纪中叶,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先后与中原地区的五代、北宋相对峙,雄踞于中国北方。契丹族之所以能够在封建割据、乱纷飞的局面中,由弱小民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民族,由部落联盟发展成奴隶制国家,进而发展成为封建国家,自有其成功的奥秘。历史证明,一个落后、弱小的民族只要振作精神,积极进取,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善于引进其他民族的治世人才,一定能够走上成功之路。从这一认识出发,重温辽代历史,可以看到古代契丹族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自10世纪初就走向了改革旧体制、向中原汉族开放的道路。虽然史书中有所谓“军国大计,汉人不与”的说法,然而史实证明,汉官自耶律阿保机建国始,在有辽一代的重大军国大事中,汉官不仅发挥了智囊作用,有时甚至起了决策作用。     

论辽朝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及其意义

契丹建国以后主要发生在内部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契丹族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对辽朝的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皇族耶律氏的分化是对契丹族部落联盟时期遗留下来的旧传统的有利冲击,也是对旧有的贵族政治格局的改造的过程.外族分子借助流动进入辽朝社会上层和统治核心,扩大了辽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宫户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和社会地位的改善,是辽朝生产力水平提高和阶级关系得到改造的标志,也是辽朝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平民阶层的分化也同样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反映了在契丹族社会内部阶级对立,并日益走向尖锐化的事实.     

辽朝腹地城镇的文化特征考

辽朝兴起之后,在其腹地——上京道和中京道设置了大量城镇。针对这两个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多民族聚族而居的特殊情况,采用多方面、多角度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了其文化特征。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内的城镇存在契丹文化和汉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这就构成了辽朝腹地城镇独特的文化特征。     

从“国家消亡”论到“社会主义国家”观念——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

“国家消亡”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否定了“国家消亡”论后转向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认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高举“国家消亡”论的理论旗帜,打碎了旧的俄国国家机器,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面对历史条件的变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开始不断提升国家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地位,到斯大林时期最终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念形态。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及其对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表明,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国家消亡”论,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消亡”论仍有重要的道德和政治价值。     

契丹文化变迁与早期政治

萨满文化与汉文化交合在契丹政治体制中,既共同维系着契丹政治的运作,又存在着矛盾关系,隐现着“草原本位”和“南向”的冲突,这在契丹早期的政治变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两种文化牵制着契丹早期政治的发展趋向,并作为文化资源被统治阶层叠相使用。对契丹早期的文化变迁予以梳理,以探求在文化变迁时代作为“历史衍生的”萨满文化和“由选择得到的”汉文化于其中的细微关系。     

赤峰市辽文化旅游探析简

赤峰是契丹民族的发祥地,是辽朝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有着丰富的辽文化资源,发展潜力大,但同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这一系列的问题,故此必须立足本市找到发展辽文化旅游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