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秀大瑶山考察对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影响

金秀大瑶山考察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开始,他一生中的一些重要学术成果与大瑶山考察有关,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大瑶山考察中得到首次应用和体验。大瑶山的考察改变了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方向。     

深情长留大瑶山——纪念费孝通大瑶山调查70年

2005年4月24日,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的老人平静的离开了我们。费老走了,时过境迁,转眼已是一周年。1935年到2005年,正好间隔老人大瑶山调查70年。70年的风雨变迁,瑶山“换了人间”。然而,费老长留瑶山深处的情,在人们的心里却永远抹不去、忘不了。笔者有幸于今年寒假再次追寻费老留在瑶山深处的足迹。作为先生的后辈学子,值此周年之际,特撰写此文,借以悼念费老。     

从田野调查点到理论起源地——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建构源头的大瑶山

在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并深刻影响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背景下,本文回顾了由费孝通开启的对大瑶山的田野调查研究及著述,并梳理费孝通的调研活动对广西金秀大瑶山社会和民众多方面的影响,认为这一地区对不同时期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意义,他们的调查写作则记录下了大瑶山社会走向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程。大瑶山的田野研究及其学术知识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对金秀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治理,建构本土民族文化认同、凝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等产生多重影响。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瑶山的田野民族志及其研究者群体与被研究者群体交往交流的互惠关系具有典范性意义,可丰富广西乃至我国各民族地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实践模式的理解。     

费孝通：永远的瑶山情

70多年前,费孝通和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调查,途中向导失引,造成妻死夫伤的人间悲剧。瑶山调查遭遇的不幸,使费先生和瑶族结下终身不解之缘。从1935年第一次访问广西大瑶山开始,费先生“从实求知”,“行行重行行”,在其有生之年,先后6次到大瑶山调查,写下《桂行通讯》、《花篮瑶社会组织》、《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四上瑶山》、《盘村瑶族·序》、《瑶山调查五十年》等蜚声海内外的经典学术篇章,不仅记录了大瑶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而且也为大瑶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花蓝瑶社会组织》与费孝通学术思想

通过重读《花蓝瑶社会组织》,分析了费孝通先生早年的学术研究动向,指出《花蓝瑶社会组织》第一次披露了金秀大瑶山花蓝瑶的人口、家庭和社会生活状况;第一次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剖析了金秀大瑶山族团及族团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第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微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剖析了花蓝瑶社会。     

大瑶山民族贸易发展的现状调查

金秀瑶族自治县总面积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下辖十一个乡镇,1990年底总人口139475人,其中瑶族47644人(占总人口34.16％),壮族57827人,汉族33939人,其他民族65人。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很关。心金秀县的经济发展,曾经托付学生董纪兴同志(广西社会科学院特约副研究员)调查大瑶山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为完成费老托付的任务,在董纪兴同志的指导下,我校特组成17人的“大瑶山社会经济考察组”,自4月11日开始,历时8天,深入金秀20个县直单位、1个乡、2个村公所,通过座谈,访问以及查看文献资料等途径,重点就改革开放以来金秀民族贸易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现将本次考察情况综述如下:     

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

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中,民族走廊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民族走廊,费先生先后四次做过阐述,其高屋建瓴的民族走廊理论以及对大瑶山的社会调查至今对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走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有关南岭民族走廊的民族史阐释、地理构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主张从民族走廊理论、民族迁徙与发展史、宗教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社会活动、区域开发等诸多方面来研究这一民族走廊。     

大瑶山瑶族人口初探

大瑶山位于南岭西部广西弧形山脉中部偏东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境内,总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气候宜人,资源丰富,还居住着壮、瑶、汉三个民族,总人口为134719人(1987年),其中壮族57147人,瑶族45196人,汉族32376人。大瑶山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以它神奇的民风民俗,独特的生态环境闻名遐迩,吸引着大批专家学者前往瑶山腹地进行有关民族、社会、自然资源等方而的考察,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珍贵的文献资料。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于三十年代中期(1935年)偕同夫人王同惠女士在大瑶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

费孝通先生一生与民族研究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本文主要从费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工作梳理他的民族研究脉络。费先生在清华开始学习人类学专业,随后开展广西大瑶山调查,1938年留学归国后在云南继续开展农村调查,介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建国后参与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改革开放后遍访少数民族地区,思考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中国民族史和今后的民族关系发展提出了一个宏观理论框架,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可。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探索和心路演进,为我们今后的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谨以此文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从1984年以来,费孝通12次到甘肃考察,2次到青海考察.在西部大开发的适当时机,他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西部民族社会的发展路径,通过对甘青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详细考察和理性认识与思考,提出了有别于苏南、温州、珠江等内地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种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探讨其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从而整理出费孝通研究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用"田野性"认识人类学田野调查

就文化人类学而言,一方面,"田野调查"日益成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界定标识;另一方面,学界对"田野调查"何以成其为"田野调查",至今未有明晰的界定方法."田野调查"这种悖论性的长期存在,势必将影响到后续的研究工作.本文尝试通过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多角度考察与论证,提出了"田野性"这一概念,以期运用"田野性"对广义田野调查进行再认识,达到较准确地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内涵的理解.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

<最后的记忆>是近年口述史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但作者侧重文献导向的田野作业,而对口述历史应有的"口述特性"在文本化的叙事中的呈现关注不够."叙事"与"分析"两种史学写作传统交替为主,却始终并存.反映出"叙事"手法在历史编撰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口述材料在被整理改编为印刷文本时,被访人难免陷进尴尬的"他者"境地;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可以为扭转口述田野关系中非对称的主客关系提供有效的物质保证,新的口述历史前景光明.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理论与能力建设--评《田野民俗志》

1994年, 钟敬文先生指出:“田野作业……的经验缺乏必要的整理和总结; 理论上也缺乏比较深入、系统的阐发。这样的现实情况, 对于各地这方面 (田野作业) 的实践活动, 既不能产生有益的指导, 对于我国民俗学理论的丰富与提高, 也不能尽到应有的职责。这无疑是我们这方面工作的一个缺点。”①时隔九年, 董晓萍教授出版了《田野民俗志》一书。该书凝结了作者十多年来对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②全方位论述了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学科地位、国际动态、阐述框架和操作方法, 结束了中国民俗学界较少系统介绍国外先进田野作业方法原则,…     

田野调查:修辞与问题

我们都说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这个叫法让我们有一种专业感 ,也让外界对我们报以某种敬畏 ,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何谓“田野调查”。然而 ,倘若遇到既不耻下问又“较真儿”的人追问 ,这“田野调查”是否就是通常所说的“实地调查” ,我们则不免有些语塞。“实地调查”早已是我国大众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践论》等著作采取或倡导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至于该方法在中国究竟缘起于何时 ,一时难以稽考 ,但我们至少可以说 ,自延安整风以来 ,它就内化成了我们的一…     

读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①书中"余笔"一章里有这么一段话: 在一年里想从这复杂的文化中去找出一个头绪来,其实已经是奢望……人家若问我美国是怎样的,叫我怎样回答?……爽性拒绝回答这类问题为是.     

费孝通与西北民族走廊

西北民族走廊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随后,费孝通从边区开发的角度,为西北民族走廊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包含多个层次、跨涉不同区域的西部发展战略构想。这既是对西北民族走廊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同时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是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排、排瑶、瑶排、八排瑶等称谓之辨析

粤北连南排瑶的几个称谓:排、排瑶、瑶排、八排瑶等,在解说和使用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通过梳理和辨析,认为"排"由动词"排年"、"编排"演变为名词"村庄"、"村寨",后来又指基层行政组织;"瑶排"、"排瑶"、"八排"、"八排瑶"语义明确,理解一致;"瑶排"、"排瑶"最早的出处是李来章的<风土记>,"八排"曩早出现于明末朱若适文;"八排瑶"最早出现于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它与"排瑶"相通、与"八排"不同,但它们在使用上有交错代替的现象.     

田野工作与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

通过讨论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学科特点,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特征,强调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必须从田野工作出发,搜集丰富的个案,积累文化事件的大量细节,以求对特定场景中的艺术作品的意义有所认识,对艺术文本进行不同方面的阐释.此外,还根据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般思路,结合艺术和审美研究的特点,提出进行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阐释的切入角度.应该努力阐释来自田野的文化现象,用细节来说明当地人在艺术活动或者审美观建构中是如何思考、如何感觉或体现,以及如何行动的.在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研究中,掌握阐释工具和手段与把握阐释理论同样重要.     

土家族田野调查回顾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本文论述了田野调查在土家族研究各阶段中的运用及其特点 ,从中也可以看出田野调查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中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