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翻译风格成因的多元分析

赛珍珠对中国文化无限敬仰,其普天一家的文化观影响着求同存异的文学观和尊崇原语的翻译观的形成。在文学创作中,她具有宽广超前的视野,通过文学活动促进人类心灵的共识。在翻译中,她通过异化策略,保留汉语特点和汉语文化形象,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在文化观、文学观和翻译观的合力作用下,赛珍珠的翻译呈现出通过模拟中国人的心理机制再现汉语表达方式、行文习惯,传达汉语文化习俗和意象的风格特点。     

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的萌芽期,其中翻译文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林纾一生翻译的一百多部文学作品中,有十四部是儿童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林纾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与现在不同的儿童观、翻译观和文学观.     

鲁迅先生的翻译生涯实探

从历史的角度和不同的时期探究并证明了鲁迅先生的文学生涯也是他的翻译生涯 ,并且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探讨了他的翻译观     

关联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对比分析

为弥补关联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对比研究的空缺,从译者主体性角度阐释了译者在两种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在关联翻译观视阈下,为了寻找最佳关联,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在生态翻译观视阈下,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译者要发挥主体性进行多维度的选择与适应。研究发现：在关联翻译观和生态翻译观视阈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都会受到限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生态翻译观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限制因素要比关联翻译观视域下的限制因素更加宽泛。     

论梁实秋的文学观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和宏观层面探讨梁实秋的文学观和翻译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其文学观对翻译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摹仿与纪律"的文学本质论使他的翻译态度严谨而理性;"天才说"的文学主体论使他的翻译选择呈现出较浓的文化精英意识;"中庸平和"的文学审美论使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彰显"异"的基础上体现"适度"原则;"判断与透视"的文学批评论使他的翻译批评注重对作品伦理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协调。     

从原型观视角看经典文学目录翻译的“古调今腔”

传统文学翻译研究侧重于归化与异化译法及译作优劣的比较。而根据杨炳钧的翻译原型观,文学翻译可视作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试图穷尽原作样例与译作样例,以期达到最佳样例甚至实现原型的整合过程。翻译原型观解释了经典文学目录翻译的众多译者从选词、语义增补、小句语气转换等多个角度不断追求、力图接近译作＂理想原型＂尝试的必要性。     

论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兼论文学翻译的标准

通过对翻译标准和文学审美艺术性的探讨,结合相关实例,论证指出,在文学翻译作品当中,文学性是实现译作忠实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信、达、美"的原则,在保证译作忠实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其文学性,使文学翻译最终成为翻译文学.     

关联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的比较研究

从翻译主体、翻译环境两方面将关联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进行对比研究。阐释了两种翻译观都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居中心位置,起主导作用。论证了关联翻译观所强调的认知语境是翻译生态环境包含的要素之一。揭示了在翻译环境的概念、范围和所指等方面,生态翻译观比关联翻译观更为宽泛。     

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观的演进与文学翻译选材

我国的文学翻译早期,由于文学意识的不自觉,文学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宣教启蒙,文学翻译选材较为盲目,缺乏系统性.随着文学翻译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社团的蜂起,不同的文学倾向被直接反映到文学翻译思想中,我国的文学翻译观出现了为人生、为艺术的转向,文学翻译选材也随之变得有选择、有计划、有主题,从而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和发展,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小说翻译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文学翻译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的翻译原则.从晚清译者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中可见,晚清译者的小说翻译策略主要受小说翻译的工具主义本质、封建礼教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中心观等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主要是小说翻译)的目的不是对文学本身的学习与借鉴,而是译者结合时政用来表达个人见解、宣扬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工具.翻译时译者大都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大量使用删减、增补和改写的方法,用以满足国内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习惯,以迎合本土文化的主流价值标准.在翻译活动中社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译作显现出浓厚的本土化色彩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中国古典学是一个借自西方“古典学”的概念,指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古典学的重建是指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打破旧的古典学学术体系、重建新的学术体系的过程。在汉晋前后和唐宋前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古典学重建。19世纪末,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拉开序幕。社会变革是这次重建的原动力,疑古思潮的兴起是其诱因,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出土文献的发现是其基本条件,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其重要工具。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     

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述评

理雅各对《易经》的翻译及其研究问世以来便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有着多方面的启示。理氏《易经》英译本主要包括理氏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英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之动机、英译《易经》的底本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关于理氏《易经》英译的评析、理氏《易经》英译本的体例、译本特点,旨在探析其易学思想。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理雅各五卷本《中国经典》,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既非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的"东方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更深沉的跨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关怀.     

汉语文献中的非汉语词语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汉语中也有其他许多民族语的成分。汉代学者扬雄所著《方言》,纪录了一些南方古族的词汇。黄河以北,由于长期种族杂居,故汉语中的非汉语因素较多,主要有匈奴语、突厥语、鲜卑语、蒙古语、女真语和满语。东汉以来,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翻译事业的日益兴旺,大批的佛教和梵文的外来语被吸收到古汉语中。     

明清小说章回目录英译策略研究——基于四大名著汉英平行语料库

回目对仗工整，结构对称，在中国明清小说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基于此，以四大名著的章回目录为研究对象，以四大名著汉英平行语料库为平台检索工具，选取影响深远的四大名著英译本，进行归纳分析，探讨明清小说章回目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对比研究和案例分析，重点论述了回目的英译策略，并剖析翻译背后的原因，发现：从句法角度而言，可采用增译法、替代法、转性翻译法、语态转译法、创译法等翻译方法；从修辞角度而言，针对不同的修辞手法，可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各不相同。该发现可以为未来回目英译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明末清初汉籍西译及中学西传

明末清初时期汉籍外译的主要特点是西译的汉籍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主、译本的选择随意性强、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翻译形式多样化。西译的汉籍可分为古典哲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几类。此时传入西方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的编撰特点和编辑学意义略论

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具有鲜明的编撰特点,该著作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以医为主,以药为辅,将藏医理论、疾病分类、诊断和治疗、药物方剂等内容纂辑在一起加以论述,并采用韵体古藏文的问答形式阐释内容,在藏族医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语义和交际观下《红楼梦》医药文化因素的英译策略

《红楼梦》中长达5万余字的中医药翻译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具有重要的作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观为中医药文化的翻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在翻译中,二者也是交替使用,有时会合二为一。对比两译本发现霍译本与杨译本都采用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相结合的策略,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文章从纽马克的语义和交际翻译观出发,通过对比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得失为中医药在文学中的翻译找到一套可行的办法。     

略论子部的此消彼长与学术变迁

通过比较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可以看出子部类目中的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逐渐消亡,又增加了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个类别,子部著作的内容也出现一些变动。子部类目的增减与子部内容的调整,不只是数目的变化,其实还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变化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循与革新并进、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