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生命层次——生命医学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批评

生命医学关注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目标是健康;生命伦理学关心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命,目标是尊严。尊严和健康并不能穷尽生命的意义。人不但要健康地、有尊严地活着,还要追问生命的意义,这一层次的追问虽然不能直接解决生命医学和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却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给自然生命和生命伦理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论恩格尔哈特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转向

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在思想上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生命伦理学基础》提出了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俗世生命伦理学的道德结构,旨在回答如何在道德上约束道德异乡人的问题。由于俗世生命伦理学面临内容和学理传统上的阐释性困难,他转向宗教的生命伦理学。这是第一个转向。而在《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中,恩格尔哈特指出宗教哲学史上推论式理性的局限性,这引发他的生命伦理学的第二个转向,即转向皈依内心渴望上帝、具有思索性知识、践行苦行和礼仪的伦理体系的东正教。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儒学普世化:问题的由来、实质与研究路向

儒学普世化不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实践理性意义上建构起具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度的现代伦理学。而儒学要成为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现代伦理就需要跳出儒家伦理学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根除具有伪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真正从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存在出发,全面审视儒家伦理学。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普遍性,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儒学的复兴,实现儒学的普世化。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三生教育"的生命伦理观

"三生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生命教育,"三生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价值,这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生命的根本宗旨具有内在一致性.生命伦理学是"三生教育"重要理论基础,"三生教育"依据生命伦理学理论,构建起具有特色的生命伦理观,这可以从生命道德、生命责任、生命价值、生命正义这四个原则中展现出来.     

康德的自主理论:能否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自主原则

在过去几十年里,“自主”概念在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并被广泛地运用.在“贝尔蒙特报告”中尊重自主原则作为首要原则被正式提出.人们普遍认为,生命伦理学的自主原则来源于康德的自由理论.实际上,自主在康德的理论中不只是伦理学的基础,而且是哲学的基础.在康德看来,尊重自主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绝对的价值和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认可,剥夺别人的自主权是将他人作为手段,而不是将他人作为目的去尊重.在一直都是以医生为主体的医患关系中,强调人的自主具有非常深刻的道德意义.但是人类的道德生活中不是自上而下、直线式地将道德规则运用于具体情形中的.在医疗实践和医惠关系中,实践康德的道德理论将会面临不少困难.     

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亦可译为生物伦理学)是医学伦理学的新发展,首先使用并给生命伦理学下定义的是美国人波特(Potter)。他认为:“生命伦理学是利用生物科学以改善人们生命质量的事业,同时有助于我们确定目标,更好地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质。因此它是生存的科学,有助于人们对幸福和创造性的生命开出处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大学伦理学教授J.P.蒂洛(JACQUES.P.THIROUX)在他著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生命伦理学包括了下列医学问题:治疗垂危患者、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行为控制;人体实验和书面同意:遗传学、授精和生育;孕期卫生保健及其费用;人口和节制生育、流产及绝育;紧张的医疗物资的分配、器管移植和血透析:医疗中的说实话和保密。简而言之,生物伦理学关注最广义‘治疗’问题,即不仅讨论医学意义上我们如何治疗病人,而且讨论特别是在事关疾病、伤残、垂危和死亡之时我们如何对待作为我们同类的人,如何同他们交往。”     

人的概念与普遍伦理

伦理学肩负一种人学使命 ,它以人的概念或人类统一性概念为最终根据 ,力图阐明一种完美的生活目的。伦理普遍性的寻求与人的自我认识的难题联结在一起。只有从人的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时代性内蕴着眼 ,才能清醒地辨识“普遍伦理”问题的真实意蕴。我们时代人的自我认识和普遍伦理追求取决于如何反省启蒙道德的遗产。当代伦理学必须从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意义上回到伦理学的人学使命。寻求普遍伦理就是要用平等对话、相互包容的道德印证取代自我独白、自以为是的道德证明。寻求普遍伦理是在“全球共同体”的“底线”上寻求为人 (类 )之“道”。这是 2 1世纪伦理学必须担负的“人学”使命     

人格尊严的内涵剖析——基于伦理学和法学的双重视域

在人格尊严概念的使用上,伦理学与法学既有不同侧重,也有内在联系。伦理学从道德意义出发,强调通过人所应具有的自尊及自身道德人格的完善获得人的尊贵与庄严;法学从权利角度出发,认为人格尊严是一种以人的精神利益为内容并受法律保障的权利,希冀通过对个人应得待遇及精神利益的保护达至人的尊贵、庄严与不可侵犯。伦理学强调人格尊严的自为性,鼓励人们通过道德人格的完善获得内在的尊严;法律强调人格尊严的客观性,希冀通过法律的保障实现人的外在尊严。对人格尊严的真正实现而言,两者缺一不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尊严是法律意义上人格尊严的观念基础和价值追求,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尊严是道德意义上人格尊严的法律表述及制度保障。两者的有机统一,才是人格尊严完整而科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