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四句教格局刍议

通过对阳明四句教所涉及争议和问题的剖析,或可澄清四句教的要旨,进而彰显阳明心学与其简易并行不悖的精与深,精在布局严整,深在别有洞天。本文将依循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其一,四句教与《大学》八条目的关系;其二,四句教的第一句与其余三句的关系。     

阳明学中的“顿悟”、“渐修”之辩——兼论邹守益对“四句教”的回应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学问的最终理论提炼,认为是不可移易的宗旨.但“天泉证道”表明其最重要的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出阳明学中“顿悟”、“渐修”的进路分歧,对阳明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邹守益作《青原赠处》对钱、王在“四句教”问题上的分歧做出回应,强调工夫只在良知发显的寂感神应之“几”,通过致良知实践工夫的回归消解了“顿悟”、“渐修”在理论层面的对立.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中日阳明学不同社会文化功能之探源

本文分别对中日阳明学产生和传播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阳明学本身包含的维护封建统治和反体制性的矛盾性以及中日阳明学不同的关注点进行了探讨 ,从而对中日阳明学何以产生不同的文化功能进行了追本溯源式的分析     

王世贞的"即心即佛"思想与"阳明禅"

王世贞晚年潜心佛道,主"三教合一"、"即心即佛"思想.表现出援儒入释、扬释道抑儒的倾向,并从佛教心性论角度阐发阳明心学,通过改易"四句教",使阳明心学走向禅林.黄宗羲认识到王艮、王畿在"跻阳明而为禅"中的作用,却忽视了王世贞在"跻阳明而为禅"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阳明学与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回顾近儒刘师培关于阳明学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论旨中,探讨了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与当代新儒家学者在儒家德性之知和阳明良知学是否能够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并从比较哲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批判之得失,进而指出:现代西方社群主义的出现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利的视角,来重新评估阳明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与民主政治间的关系,并且修正某些自由主义学者的片面观点。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性灵与格套——试论阳明学与公安派文学主张形成之关系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形成是阳明学去格套精神影响的结果.袁中郎将去格套的精神引入文学世界,将去格套的哲学意义在文学上具体化,才使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在具体写作时有所落实,从而使"性灵说"不仅是有精神之理论,更是有方法之主义.     

中晚明时代“生之谓性”解释的新动向——以阳明学为中心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生生"问题正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这场议论所关注的主要是易学天道生生的观念问题,而鲜少涉及人性论域中的生生问题。其实,以告子"生之谓性"为标志,生的思想至少在前孟子时代便已流行,只是此说遭遇孟子批评之后,便被排除在此后儒学思想的主流之外。但在宋明新儒学时代,"性与天道"被置于生生论域中重新思考,程颢以仁体生生的思想为基础,进而对告子以生言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论同情,为告子"翻案"埋下了伏笔。中晚明时代的阳明学及其后学对生之谓性展开了全面重估,以易学生生观来重估生之谓性的意义,揭示"生"既涵指天道生生,更有生命创生的本体论意涵。中晚明以降这股"告子翻案风"内含有关中国哲学传统中"生生"问题的价值重估,值得省思。     

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的“四教”观

明清之际的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在阐述伊斯兰教思想时,阐述了他们对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且对各种思想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他们坚定伊斯兰教信仰,尊崇儒家思想,批判佛教和道教,在比较中提高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学与教

提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学生与教师的学与教问题。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别探讨了学生和教师在学与教中应注意解决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和教师的学与教积极性,提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教学质量     

阳明学时代何以“异端”纷呈？——以杨慈湖在明代的重新出场为例

朱子"却是杨敬仲文字可毁"的一句棒喝不啻是对杨慈湖宣判了"死刑"。故在宋末明初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慈湖著作及其思想几乎处于淹没不闻的状态。然而随着阳明学在1520年代的涌现,一向被视作异端人物的慈湖之书忽然现世,自此以往,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两大思想阵营就慈湖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辩,因为这场论辩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在阳明学的时代,各种观点即便是"异端"思想也有可能在学术舞台上纷纷出场。反过来说,正是由于阳明学的出现,独尊天下的朱子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而为各种思想的多元展现提供了可能。     

“习行之学”与“六艺之教”——颜元学术思想的时代文化意义与文学表现

清代前期的思想家颜元从批评理学入手,探求儒家经典之原旨,以习行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颜元强调外在的事功,将经世致用视为成为圣贤的条件,将＂六艺＂视为原始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六艺之中,颜元又特别强调射和御,主张＂文武相济＂。颜元对儒家原始经义的探究在清代影响甚大。颜元所推崇的文武双全的豪杰,在通俗小说中有形象的表现,文人豪杰之事功在这些通俗小说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礼乐兵农＂被视为挽救世运、世风的最后手段。     

晚明阳明后学管志道对“无善无恶”论的发展

管志道为晚明阳明后学中著名学者。他倡导＂无善无恶＂说,并与东林学派学者顾宪成就此做过争论。管志道认为,＂无善无恶＂是指性之原。而性之原是＂人生而静以上＂,这正是不可说的。他指出无善无恶即是至善,本体的至善与境界上超越善恶对待互相结合。他认为,＂无善无恶＂论只是一种＂取法乎上＂的理论,而不是实践原则。＂无善无恶＂说沿袭儒家性善论,有此一说才将性说清楚。管志道对＂无善无恶＂说作了全面论述,是对这一学说的总结。至此＂无善无恶＂之争基本结束。     

“四讲四有”:高校合格党员应具有的新模样论析

高校贯彻落实党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聚焦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准。以科学的态度和党性责任感,站在政治高度和学理深度,以问题为导向,把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化理解四讲四有的科学依据、政治内涵和标准要求,边学边做边改,才能全面打造高校合格党员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应具有的新模样。     

孔子教育思想探析——以“四教”为中心

教学活动本是一个动态统一过程,具有不同的方面、层次和阶段,"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也当如此观。"文、行"是孔子所教的学习内容,亦即"博文"、"约礼",蕴含"文、武之道"的《诗》、《书》、礼、乐是其具体所指。"文、行"各有高低、本末、内外等层次和方面,并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不断递进上升。"忠、信"则是孔子所教的为学方法,作为一种合内外之道而贯穿学之始终,由此决定了孔门"为己"之学的品格,是学有所成和学者自身主体自觉、独立人格得以建立的保证。"忠、信"之"质"与"文、行"之"文"统一于"好学"、"崇德"的过程中而文质相成,"徙义"、迁善作为为学的外在原则实现了为学的由情入理、情理交融。     

“学有所教”的政治意义与制度设计——基于“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思考

＂学有所教＂的政治理念奠定和强化了实现教育平等的制度价值和制度基础,保障了自然人和政治人的权利,强调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设计。制度的路径选择保障了政治理念的有效实现,但教育平等的复杂性、制度系统中受教育的连续性和发展选择的矛盾、师资储备与学有所教要求的落差等问题期待更好的政策工具予以解决。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