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社会的“团结”问题

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在实践中走向了理论的反面，其根源就在于现实实践中。强行限制”的团结模式，这种模式在本质上依旧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团结模式。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的u原则和D原则，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两个正义原则，都已经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团结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提出了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团结”问题的两个原则：底线伦理原则和商谈政治原则。     

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蕴含的关于劳动正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伦理共同体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以劳动正义重构了公平正义的理论形态,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拓展了美好生活的理论内涵,以伦理政治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劳动正义、美好生活和伦理政治三个层面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商谈法律理论视野下中国立法反思

在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寻求公平的立法以输出分配正义、建立集体价值共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入手,通过商谈法律理论为立法公平找到了正当性基础。因循哈贝马斯的理论,完善我国立法商谈机制,就应当树立主体际的立法观念,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以合理化目标规范商谈程序。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实现中国梦的伦理支撑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伦理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伦理、制度伦理、公民伦理三个层面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的国家伦理树立了一种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形象,是一种理想信念的支撑力。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价值原则的制度伦理建构了一种公平正义、海晏河清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制度正义的驱动力。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价值诉求的公民伦理塑造了一种顶天立地、正道直行的现代公民理想人格,是一种公民品格的亲和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高文化软实力一项重要举措,它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伦理支撑。     

试论政治伦理化的底线、限度及其超越——市民社会的制度生态诉求

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内在价值冲突决定了政治伦理化实现的底线与限度;个体生存、群体生存以及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决定了政治伦理化的实现必须以实现个人美德、社会正义以及环境正义之间的价值共契为限度;而这一"价值共契"的实现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和健全市民社会的制度生态。     

社会怨恨及其纾解——基于道德心理学的分析

社会怨恨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大众舆论的"怨恨式批评"、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式"仇恨渲染"和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怨恨发泄"等。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原因主要是利益情境的畸变导致道德认知梗阻,人际交往焦虑、冷漠与对抗导致道德情感阻滞,"生存"与"实现"的双重压力导致道德需要压抑,价值系统的结构性断裂导致道德图式霉变。纾解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优化途径,既要凸显制度公平正义与培育主体正义美德以强化价值认同,又要塑造现代公民与构建政治文化共识以提升政治认同,还要实现利益格局合理化与利益满足更大化以增强利益认同。     

商谈伦理学及其对现代家庭伦理建构的启示

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认为交往行动实际上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关系，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调整．共同道德规范的认同和维护是通过商谈形成的。这一理论对建构现代家庭伦理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霍耐特与马克思:两种不同的“承认”观

随着"为承认而斗争"在20世纪末迅速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身份认同替代了经济利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霍耐特在追求正义时,把不正义追溯到文化根源上却遗忘了政治经济领域。我们应该再次回到马克思哲学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劳动"范式重新考察社会正义问题,这对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立足当前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对马克思承认思想的新发掘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自然法隐退了吗?——反思法律-政治中的普遍正义空间

与以道德价值和普遍正义为圭臬的正统自然法理念相异,近世多元化和相对主义促成了以商谈为基础、政治道德意义上的正义理念,产生了政治对道德伦理中立的诉求。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国际国内制度实践中,以道德价值为正义基石的自然法在法律-政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法律-政治活动的实践理性过程——判断和决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关注自然法原则及其推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义原则无论是作为契约政治的中立“政治道德”,还是在一般道德伦理意义上、以道德为基础的原则,即正义与道德伦理理念的关系与离合将是自然法的下一个战场。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问题及其启示

研究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秉承市场逻辑与正义逻辑、经济公平与政治公平统一的核心理念,从理论层面探索公平正义实现的逻辑主线、逻辑内核、逻辑实质等问题,解读了分配公平、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权利公平等主体价值;从实践层面设计了股票分配型、银行红利型、市场社会化等实证模式,探索运用"股票、利率、信息"等实现分配公平的机制,拓宽了人们思考公平正义问题的视角,提供了收入分配调整的实践启示,有助于我国分配正义模式的优化与实践难题的破解。     

论残疾人的价值实现:基于制度伦理视角的考察

作为人的存在,残疾人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残疾人的价值实现与制度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关联。以制度伦理的视角来看,残疾人的价值不仅要求个人价值实现,而且要求社会价值的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既是残疾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残疾人价值实现的最终归属。要达成这一点,就需要以公平和正义为特征的合目的的制度安排为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要义及其建设路径

西方政治思想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达了对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解读,回答了特定历史境遇中"何谓‘公平正义’"、"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为转型中国探究"公平正义"的内涵、实践"公平正义"的路径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背景和思想启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必须表现为:社会层面的公平,法律层面的公正,经济领域的公共利益,政治领域的公共意志以及程序上的公开透明。今后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应该从制度、文化、利益关系和政策等方面切入。     

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     

中国梦语境中的和谐社会构建探析——基于马克思社会正义观视角的思考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之梦。中国梦语境中和谐社会的构建,核心议题是公平正义。马克思社会正义观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治理想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诉求。坚持以马克思社会正义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和分析中国现实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既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本质要求。     

尼布尔神学政治的国际伦理观

尼布尔的神学政治思想以其植根于基督教原罪观和恩典观的神学理论为基础,把握时代的脉动而成熟,并以悖论式的论证手法开辟了一条特有的强调"爱与正义"的伦理之路。"圣爱"是个人伦理的最高规范,然而现实的个人伦理只能以"互爱"为道德准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此对应,"正义"则是社会政治中代替"圣爱"的"不可能的可能",成为规范这国际政治和社会伦理的最高准则。尼布尔不仅为基督教的正本清源而努力,也让现实政治在宗教中找到了伦理归宿。     

回归公平与正义——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当代启示

公平正义是一个政治与伦理的话题,它关乎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和道德诉求,更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和长远上来看,实现公平正义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绝不亚于保持经济增长,它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政治目标和伦理向度。邓小平的“富民”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将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统一起来的合题,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韵。重新认识和把握这一点,对于当下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良性互动,让经济发展回归公平正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无裨益。     

对公平、效率及其辩证关系的再思考

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需要将追求效率与追求公平内在地结合起来,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仅要体现在再次分配的政策安排中,更应该落实在初次分配的制度实践中,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对于将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保持在合法和适度的范围内更为优先和直接.效率是经济正义,公平则是社会正义,强调效率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就是要实现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趋同.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视角审视国际法上的公平与正义（续）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不断丰富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论基础,为推动国际法治与国际法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向和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法的制度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际法治日益凸显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法哲学原理。公平与正义贯穿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和结构。公平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分配正义和补充正义。公平和正义在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司法实践中,被认为是衡量国际法治的黄金尺度。     

社会国分配正义的道德难题及其破解

社会国分配正义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存在着对私有财产剥夺与保护的悖论。这种悖论需要通过社会全体的道德认同来化解。生而平等是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原则,分配正义历来与平等对待伦理密不可分;以宪法基本原则呈现出来的社会国分配正义具有超阶层的道德魅力;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可以推演出社会保障给付是在保护公民的新财产权。经此层层论证,社会国分配正义的道德认同不仅是可能的,且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