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良知”与康德“自由意志”比较

王阳明和康德分别以“良知”和“自由意志”为核心建立起先验道德哲学。“良知”和“自由意志”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处。两者都具有自律性、先验性；都认为意念是善恶的根源；都具有批判精神。两者所涵盖的范围、建立的哲学前提、实现的条件有不同处。中西哲学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摆脱当前道德危机以及建构普世伦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警惕“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

所谓“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通常是指由某种利益关系和血缘、情感维系的人际群体构成的管理秩序与社会形态。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以“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     

论“中国特色”

本文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把“中国特色”概括为三大方面，即“中国特色”在经济领域里表现为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在政治领域里表现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一国两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表现为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论孔子“和”的哲学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围绕着如何建立和维持“和”的秩序,发展了关于“和”的哲学、“和”的道德、“和”的治国(管理)思想,构成了完整的“和”的思想体系。孔子的“和”思想最能说明这些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

“民工潮”和“民工荒”都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现象。为研究非均衡现象的产生原因,通过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的修改,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工流动模型,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农业部门人口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部门消费价格指数、加入WTO、农村新增劳动力高峰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一种价格波动情况下的“非均衡”民工流动。     

“十佳”系列典型事迹感人影响广泛

鼓楼区在全国城区率先提出了“社区建设是城区工作永恒主题”的丁作方针，并在工人新村创立了“社区议事园”。“社区议事园”是建立在以全体社区居民为主体，以议事会、议事箱、议事厅、议事栏为载体的社区议事机制。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张岱年“新唯物论”哲学初探

张岱年先生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新唯物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又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以辩证唯物论为主线,以辩证法及逻辑分析为方法,以“一本多级”为基础,以社会性的“实践”为中心,以“与群为一”为指归。新唯物论不但实现了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而且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对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优秀传统做了初步综合,在中、西、马之间尝试建立了良性互动、圆融贯通的格局。“新唯物论”是一个具有开放性、成长性的理论系统。     

建“和谐社会” 须“节制资本”

广东兴宁矿难发生后,我一直在思考:资本的罪恶是如何破坏了社会和谐的。我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务,还需要“节制资本”。“节制资本”是个老话题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之要义,除了“平均地权”就是“节制资本”。他认为: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中国当以欧美前车之覆为鉴,要及早预防即将出现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办法是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以国家之力发展经济,造福全社会。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建立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当然没有实行。政权末期,官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概念初探

<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讲的争取同盟者、与同盟者实行联合、建立联盟的问题。其实,就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只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术语而已,而使用“同盟”、“联盟”、“联合”等概念来表述,以阐明无产阶级在革     

社区“棒棒堂”：小朋友的“第二课堂”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九华社区“棒棒堂”大课堂以“才艺棒、科技棒、手工棒、爱心棒”为主题，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积极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全力打造社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二课堂”。将现有的邻里少儿艺术团、少儿科创启智社、梦想巴士小记者团、小志愿者夏令营、孝心联盟课堂等社团串联．打造九华社区的崭新的关工品牌。     

美国的“战争红利”及其“战争利益集团”

冷战后 ,美国经过四次大的对外战争 ,国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战争利益集团” ,这一集团是建立在巨大的“战争红利”基础之上的 ,这包括军火红利、重建红利和政治红利。本文主要以此次伊拉克战争为例分析了美国的“战争红利”及其“战争利益集团” ,并且认为美国在这一“战争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地对一些不服从它的小国发动战争     

“现象学”和“人文科学”——“人”在斗争中

本文指出,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近代科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对“人”的研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人的自然化则使得宗教(基督教)成为唯一关注人本身的“学说”.因而,如何使人(尤其是其精神世界)成为科学探讨的对象,亦即如何建立真正的“人文科学”,这是西方哲学进入现代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胡塞尔现象学的整个方案可被理解为重建人文科学的尝试,从概念上为人文科学提供了新的框架.作者还借助马丁·布伯对第二人称“你”在人伦关系中的本源性地位的揭示,深刻分析了那永恒“在场”的“你”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指出中国儒家的“仁”与西方基督教的“爱”都根源于“你与我”这样一种直接的对话关系,而人文科学的大厦也恰恰应该建立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以科学的形态取代宗教长期占据的位置.本文最后认为,自然科学可使自然光亮起来,人文科学则以这“光亮”本身为探究的对象,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人类之永不止息的“斗争”精神.     

论《中庸》之“中”与“诚”

商周时代人们信仰上帝鬼神,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至子思,则提出以“中”和“诚”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子思认为,“中”和“诚”虽无形影,却具有与上帝、鬼神一样的至上性和神妙性,它已经不仅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时中”之“中”和诚信之“诚”,它同时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之道”。后世儒者因而称子思善于“体道”。大凡“本体”问题,皆很难证实或证伪,但将“中”和“诚”视作“本体”,便使之进入了信仰的层面。子思在孔子创立仁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又建立了“中”和“诚”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     

“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用法探析

日语中的“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有时都可译成汉语的“应该”、“应当”、“理应”等旭在日语表达中三者并不相同。以“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各自的使用特征及它们的使用区别为中心，结合汉语的“应该”、“应当”等进行对比性的探讨。     

“以德治国”的法制化模式

为落实和实施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提出并构筑了“以德治国”的法制化模式。“以德治国”的法制化模式 ,关键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 ,职业道德体系、社会公德体系和家庭美德体系 ,从而使道德与法制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高度统一 ,相辅相成 ,共同治理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化养老“辽宁模式”值得参考

“居家养老”、“日间照料”、“网络养老院”等许多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新理念、新举措、新经验往往率先在辽宁叫响,然后从辽宁走向全国,日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社会化养老“辽宁模式”。辽宁是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60岁以上老年人有65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5％,并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面对现实,辽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养老中介组织为纽带、以国有养老机构为示范、以兴办民办养老机构为导向、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