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司法生态设计下司法责任伦理的检视与重塑

智慧司法生态设计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法官群体的非诉讼任务，但同时在法官责任终身制的背景下，智慧司法制度极易成为该群体“去责任化”的“避风港”。智慧司法平台的应用，使得司法决策者的决策方式发生显著变化，导致司法责任的认定程序及结果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卢米斯案”来看，针对数字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多是关注算法风险及程序正义等问题，忽略了数字技术对现有司法责任伦理的冲击。司法活动的数字技术应用将导致司法责任规避的法理复杂化和多元化，极易在司法系统内形成“数字避风港”的倾向。因此，在拥抱数字技术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其对司法责任伦理的冲击，构建起数字时代的司法责任体系才是完善智慧司法生态制度的应有之义。     

基于虚拟仿真模拟的人机协同成长框架研究

“十四五”时期,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高效的决策支持方案,也为组织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从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引入组织的视角,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模拟人工智能（AI）引入企业组织的动态进程,基于行动设计研究（ADR）方法,从人机信任、人机分工,人机协作、人机共生成长四个方面研究人机协同成长的演化过程与特点,提出了人机协同成长研究框架。研究表明：人机协同成长的关键前提是建立人机信任,关键内容是人与AI的分工与协作,新的AI技术发展会改变人机分工模式和催生AI优化需求,能够不断进行需求重构和多次迭代,有助于形成更高质量的人机协同关系。为了帮助企业完成“数智化”创新与转型,应尽可能通过提高AI的可见性、可解释性和透明度,建立人机信任;注重人机任务分工、人机任务效率和人机信息交互,实现人机协同;解决人机分工矛盾、人机信任危机、人机迭代优化,推动人机成长;最终实现在VUCA情境下人与AI长期协同共生成长的高效敏捷智能组织。     

智慧法院应用人工智能的风险规制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愈发广泛,其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趋势也普遍化。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以及智慧法院固有特性,其暴露出一系列风险,如人工智能审判重效率轻公正使得审判结果有失偏颇,程序代码的非文字化使智慧法院的判案过程不透明,人工智能辅助审判难以处理涉及道德与价值考量的纠纷,技术标准不一导致涉案数据存疑,系统漏洞引发信息泄露等。作为我国“全面推进数字建设,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智慧法院既为当事人提供了便利,也解决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从官方政策到司法实践都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面对存在的风险,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正视智慧法院的工具属性,控制人工智能的司法边界,根据案件性质和疑难程度选择性适用智慧法院系统处理案件并积极反馈技术缺陷,通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深层应用回应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时代需求。     

智能素养：智能传播时代媒介素养的升级方向

智能传播时代，面对新的人机关系，人们需要培养与之相适配的智能素养，这也是媒介素养的升级方向。智能素养包括算法素养、人机协同素养、人机交流素养、个人权利素养等不同方面。算法素养培养的核心目标是帮助人在算法面前化被动为主动。人机协同素养培养的核心目标是使人谋求机器的“增强”效应，抵抗机器削弱人的能力的风险。人机交流素养培养的关键，则是使人在与机器的交流中尊重“机器他者”,并获得准确的自我认知。智能传播应用相关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是素养的一部分，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个人数据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权益保护，以及相应的风险防范。     

人机协同教育中的教师行为伦理研究

人机协同教育正在日益成为一种教育常态。人机协同赋能教育更公平、更高质发展的前提是教师人机协同行为符合伦理要求,对教师人机协同行为的伦理规范进行探究是现有人工智能对教育的伦理影响研究的具化。教师人机协同行为中存在着技术崇拜遮蔽教育本质、技用劣势导致信息代沟、人机共教引发数字鸿沟和隐私泄露侵犯学生权利等伦理问题。针对这些伦理问题,教师人机协同行为应追求“不伤害”“教育性”“公平性”和“效益性”四种价值旨趣。基于此,教师在人机协同过程中应遵循不伤害学生、教会学生自我保护且不伤害他人、避免教育误判、有利于全体学生可持续成长、实施弱势补偿、消除信息代沟和提高教育效能等基本伦理规范。如上价值旨趣与伦理规范构成了教师人机协同行为伦理框架。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内容,教师人机协同行为伦理素养需要从教育、技术和伦理三维度来修炼提升。     

协同治理视域下东西部劳务协作研究

劳务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普通务工“零散、自发、盲目、单一”不同,东西部劳务协作是以“政府主导、政策引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为模式的一种务工形式,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有市场的务工对接,在我国不同减贫治理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协同治理视角来看,我国东西部劳务协作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协同、东西部地区的合力推动、东西部劳务公司的组织输出和稳岗就业政策的正向激励等实践逻辑,在共同富裕阶段需通过探索新型就业服务模式、优化劳动力市场空间、提高稳岗就业成效、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等举措来加以优化。     

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研究——基于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比的视角

随着元宇宙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将成为新的“创作”主体,并对传统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同人工智能一样,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的内容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且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符合“形式”上的“作品”要件。那么,可版权性与否的关键就落在对于独创性要件的证立上。判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应秉持主观主义标准,重点考察其生成内容的过程中是否包含个性化创作空间。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过程兼具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有别于单纯的人类或AI“创作”,本质是一种人机协作。当下ChatGPT4.0等大语言模型及提示工程技术的发展迅猛,人机协作模式正在逐渐替代单纯的人类或AI“创作”成为主要创作方式。人机协作模式下,只要来源于人类智慧的个性化创作空间不会被机器智能所侵蚀,那么虚拟数字人生成的内容就符合独创性要件,具有可版权性。     

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的逻辑与实践

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作为法院核心的司法管理方法，“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经过司法实践探索已逐渐发展为一体化的“审判监督管理”,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赋能，在司法实践中积累了较多的建设成果和创新做法。但迄今为止，关于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的理论架构尚未完全形成，整个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其中尤其需要对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标准缺位、配套应用系统研发的技术限度、司法人工智能融入的价值失衡、粗放管理导向偏差的数据失真等问题进行反思。本研究基于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总结，尝试构建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从底层支撑、应用平台、管理维度、一体化管理模式等方面，为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践架构。     

机器学习与文化生产变革——基于AI技术发展视角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介入文化生产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目前,机器学习从智能推荐、智能视觉、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四类技术实践模块介入文化生产,致使文化生产领域发生功能重组。在使得文化生产变得更为高效灵活并催生新型产业业态的同时,机器学习也重塑了文化生产中人与工具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内容的关系。然而,其技术风险也导致了文化生产的隐患重构,引发了人机关系疏离、价值风险强化、创新性不足、多样性受限等问题。而人作为主体,面对这一变革,则需以人机重整为未来取向,从实践中以人为主体实现人机协同发展,从技术上以研究路径的结合达成人机理解。     

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学专业智慧教学环境建设路径研究——以郑州大学为例

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要求金融专业人才具有复合性、创新性和个性化特征,要求改善传统教学环境,培养新型金融人才。智慧教学环境具有开放、共享、交互、协作的特点。打破“五固”传统教学模式,能够满足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智慧教学改革尚处于初探期,其快速发展面临较多挑战。对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学专业智慧教学环境建设的必要性及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建议从存量和增量两个维度提升软件平台的支撑效能,通过优化外在环境与激发内在动力两个方面提升教师智慧教学素养。强调要建设人机协同的智慧教学生态环境,并对校内教学场所和校外实践基地进行智慧化改造,实施智慧型科教协同育人。从教学主体、教学空间、教学技术及教学方法等多个关联视角,探讨了完善智慧教学环境的路径。     

第三种劳动：智能品牌传播中的人机关系

智能时代劳动工具“类人化”塑造着新的人机分工劳动配置,以人为中心的劳动关系的瓦解促成了人机劳动共同体,人类与智能机器分工与协同的劳动称为第三种劳动。在智能品牌传播业务执行中,人机间并非单方面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互惠式增强关系,即人工智能的生产力和效率优势通过人类劳动者与技术间有意识、功能性的协作来实现。在此劳动关系中形成了新的人机劳动形态：提示、审核、修改、提问。互惠式增强关系的形成机制是系统的反身性,它是一种可持续、可反馈的构建动态协调人机关系的能力。品牌传播业务运作流程中存在两种反身能力：日常反身能力与紧急反身能力。基于人机互惠式增强关系,有效释放第三种劳动的生产力及提升品牌传播价值,需要围绕如何建构有效的协同式增强关系展开,即顺应人机共生趋势,“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兼顾,警惕“逆分工”削弱人机系统的反身能力。     

人机协同下合作行为的发生机制与演变路径

当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平均智能时,与其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淘汰平庸”的时代,不如说我们迎来了一个探索人与机器互相合作潜力的契机。人与机器相协作的现象是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断迭代和相互作用的背景下自然发生的趋势。通过梳理人类合作行为从闭合到开放的演变历程,探析人机协同的起源与发生机制,揭示共享心智模型和团队态势感知在建立高效合作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并且进一步探讨人与机器合作的动因及人们接受AI作为合作伙伴的因素。最后,讨论人机协同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重点关注当下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互补性问题、AI的“价值对齐”挑战、AI依赖下的思维钝化,以及如何建构新的人机交往规范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智慧农业发展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基于Q村丘陵山地数智化无人果园的案例考察

智慧农业作为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引擎而备受关注。以重庆市Q村为典型案例,运用实地访谈、田野观察等研究方法,基于“技术赋能、组织协同、环境驱动”的三维分析框架,探究当地智慧农业发展的系统要素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智慧农业的创新实践是复杂治理场域中技术、组织、环境三因素系统耦合的结果,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赋能机制,即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夯实硬件基础,智能管理平台的系统集成则实现核心功能的稳态运作,为智慧农业的场景应用搭建数字底座;二是协同机制,即通过党政分工动员与多元主体合作实现利益融合与资源激活,使发展智慧农业具备组织保障;三是驱动机制,即政治制度势能的正向激励与外部竞争压力的负向激励共同构成智慧农业发展的实践动能。因此,应从加强技术风险防控、推进组织结构协同、提升环境赋能效益三个方面对智慧农业发展的现实困境进行调适,以实现智慧农业生态的整体优化。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完善进路

如何从司法预防层面化解环境污染风险,是新时代对环境法治提出的新命题。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司法层面有效应对环境污染风险、维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司法规制手段,在民事领域已有预防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但在行政领域的立法与实践方面均处于“缺位状态”。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确立具有现实、法理与司法层面的必要性,但目前面临着专门性法律缺失、地方性立法散乱和司法实践乱象丛生等困境。基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功能定位,完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体规则的路径在于,明确环境污染“重大风险”的概念、区分被诉行政行为类型、健全举证责任规则、完善配套制度保障、完善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范等。     

论司法角色的冲突与调整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法律人”、“政治人”与“社会人”三种角色是司法实践中法官需要调整其中的冲突,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     

法官豁免权的存在空间及其限度——基于两大法系的比较视角

法官责任豁免的制度实践首先来自英国，并伴随着司法独立、司法权威的建设而不断完善。法官豁免权的直接目的在于保障法官行使审判权时的独立性，并最终实现公民权益的维护。目前，虽然两大法系国家法官豁免权的界限和范围不尽相同，但均确立了法官的相对豁免权。我国应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法官法》中明确肯定法官的豁免权，并合理界定其内容和范围。     

智慧化城市治理：驱动、挑战与进路

在城市场域、数字技术、社会问题和现实需求的驱动下,新时代城市治理为突破现阶段治理之局限、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向智慧化发展。我国智慧化城市治理进程面临着新旧理念冲突、多元主体协作不畅、技术应用风险、数据规则缺失、制度弹性不足等挑战。智慧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是回应挑战与难题的主要进路,要把握住智慧之“形”和人本之“魂”,从理念、主体、技术、数据和制度等维度进行综合性的智慧化路径设计。     

管理型法官的体制性考量

西方国家的司法体制保障了“管理型法官”体制的程序性改革。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在于，组织形式上设立专门的机构来保证司法的独立；实行法官助理制度来提高法官的工作效率；法官考评应注重法官有更加自主的空间；推进法官职业化。     

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

司法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在推进诉源治理、提升审判效率、实现司法便民、深化司法公开、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已展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司法区块链作为智慧司法的重要环节，必须秉承传统司法的人文底蕴，坚守司法的本质属性，以实现数字正义为建设目标。从应用价值、建设目标、必要性三个维度，可对司法区块链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检验，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例如，系统安全风险，可能造成新的诉讼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建设”“建用脱节”，部分应用场景不利于权利保障，与司法被动中立的属性存在一定冲突，部分应用可为其他信任机制所替代，等。唯有坚持去中心、开放式的架构设计，以人的权利保护为中心，规范限制司法区块链的多维应用，形成司法区块链与其他信任机制之间的良性协同，方可最终实现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     

法官助理角色异化与回归

透过角色分析发现,法官助理除了本色出演外,还扮演了“法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等角色,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角色异化。究其根源,乃相关规范对法官助理角色定位模糊,司法实务部门对法官助理角色认识不一,法官助理角色掣肘于法院科层化管理所致。为实现法官助理角色回归,应把法官助理定位为辅助法官完成审判业务的人,结合现行法律框架、法官审判工作需求及角色扮演能力规范法官助理的审判辅助行为,在科层架构下构建以身份为基础、职权和薪酬为依托的单独序列管理体制,健全角色评估及责任追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