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自然观及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启示

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中,如何确定立法目的及其构成,如何安置不同立法目的间的位阶,如何在具体法律规则中贯彻、体现立法目的,以全面实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应然价值和制度功能,是迫切需要澄清与解决的问题。恩格斯的自然观在四个维度上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具有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在我国修订野生动物法律制度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应在立法目的条款中增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惩治危害野生动物保护行为"内容,妥当安置不同内容的顺位;应结合立法目的,修改法律名称,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合理调适保护、利用和惩治违法行为的关系,增加野生动物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内容。通过此次修订,进一步实现野生动物立法的应然价值和制度功能。     

“避风港”条款的法哲学分析

自从美国《新千年数字版权法案》第512条规定了“避风港”条款以来,虽然版权人对该条款诟病颇多,但并未能阻止各国立法者相继将该条款引入本国版权法。实现正义是所有立法应当遵循的目标。也是所有立法能够得到普遍遵守的保障。“避风港”条款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概是因为其实现了立法目的指向中的法律正义、立法责任分担中的法律正义与立法价值追求中的法律正义。     

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探究

修改<环境保护法>已成为目前中国环境立法的紧迫任务,确立科学的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则是完善中国环境基本法的前提.该文在考察了一些代表性国家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基础上,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条款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核心且日益多元化.文章具体探究了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两大层面,即价值性目的和工具性目的,总结了各国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共性和特性,进而根据中国环境立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提出重新设计中国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条款的设想.     

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要求当事人尽早处理电子证据开示问题,对因疏忽而出示特权保护的文件规定了“收回”条款,规定了因正常操作而导致电子存储信息的灭失的“安全港”条款。然而,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制度与欧盟隐私保护法及其他国家的障碍立法等存在明显冲突。为解决冲突,最有效的方式是修订《海牙取证公约》,对域外电子证据开示的问题予以规定。研究美国的电子证据开示制度也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启示,主要包括:完善电子证据开示的相关立法;制定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借助公约或双边条约减少与美国电子证据开示的冲突;提高对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制度的认识等。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立法的未来走向

对中国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进行回顾,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构想,应当考虑采用系统化、一体化的立法模式,拟含消费者政策(法)、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安全(法)三部分;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创新应从立法指导思想及性质定位上探讨;制度创新拟确立消费者反悔权及“强行持续”制,建立经营者惩罚性赔偿制、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及强化对不公平条款控制的制度。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困境与应对

《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资金投入大、修复过程缓慢,且实践中对谁来修复、如何修复、修复监督及保障皆存疑虑。因此,需对《长江保护法》之“生态环境修复”进行规范解读,厘清修复主体,确定修复方式,加强修复保障,设置修复监督。在未来制度拓展中,明确《长江保护法》的立法价值,加大社会资金引入,创新修复技术,提高修复效率。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协定条款"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宪法“协定条款”的成功给我国宪法相关内容的修改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实际上,我国宪法“行政协议条款”的缺失,在理论上引起了人们对地方政府缔约权的违宪性的怀疑,实践上导致区域合作的犹豫不决,甚至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形下,该宪法条款的出台似乎势在必行。其立法模式是,宪法只是原则性地出台“协议条款”,其具体内容由《地方组织法》规范,并在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中以“实施细则”的形式进一步细化。     

授权立法条款研究——以《旅游法》为考察对象

《旅游法》是我国旅游的基本性法律,它奠定了我国旅游法律法规的基本框架。《旅游法》通过设置授权立法条款,促使其他相关立法主体制定《旅游法》适用的配套法律规范性文件。虽然绝大多数授权立法条款得到了落实,有关立法主体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但是一些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可操作性仍然需要加强。《旅游法》在授权立法条款设置上存在默示授权条款过多、授权立法条款不规范等缺陷,需要在运用明示授权立法条款、完善授权主体与被授权主体以及授权条款立法语言的表达技术上进一步完善。     

消费者保护法的对象和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各阶层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呼声的高涨,我国开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工作,大量的法律、法规(如《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广告管理条例》等)明确规定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特别是福建省和湖北省两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的制定,以及正在制定中的国家级《保护消费者利益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消费者保护法不仅从无到有,而且已经从零散立法走向系统化,一个统一的消费者保护法部门正在形成中。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的发展如此迅速,在世界各国的保护消费者立法     

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考量

“喜马拉雅条款”常常与涉及提单持有人的诉权、涉及第三方效力的合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以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相关联.英国法下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约定化的“喜马拉雅条款”和《鹿特丹规则》法定化的“海运履约方”制度均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我国合同相对性原则理论及《海商法》的实际承运人制度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建议我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认条款的效力或者引入“海运履约方”制度予以应对.     

湿地保护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规范困境及出路

《湿地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确立了湿地保护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原则性要求,但在湿地保护中如何具体适用需要研究。根据自然保护地法与湿地保护法的关系,自然保护地法可为湿地保护提供特殊规则,需确保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湿地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实现湿地生态价值的优先保护。从现有立法资源来看,传统立法所确立的纳入规则存在缺陷,现行《湿地保护法》及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在确定“纳入范围”与“纳入方式”等方面存在适用难题。为此,需在尽快开展有关规范的评估清理工作基础上,明确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湿地保护范围及方式,优化湿地保护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规范方式,为通过自然保护地体系实现湿地生态价值优先保护提供良好的规范基础与制度支撑。     

对《建筑法》关于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立法的评析

依据法学和工程管理学的有关理论及建筑业实践,结合《建筑法》相关条款内容,主要基于"质量"和"标准"两个概念、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规律、立法技术适用等三个不同的视角,对《建筑法》关于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立法内容涉及的重要基本概念、工程管理规律遵循、立法结构和语言技术等,进行了多维度立体式的评析,揭示了《建筑法》在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立法方面,其立法质量科学性存在的不足表现和发生成因。为进行《建筑法》修订,特别是关于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方面的立法修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文物及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统一立法保护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已经颁布,全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法也在制定之中。但 “文物”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内涵有部分是重合的,其保护的方针、原则也相同相近。因此,长远的目标应该 是建立统一的保护法,这在国际上也有先例。统一立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有利于对文物特别是对民族民间 文化遗产的保护。     

“明主治吏不治民”:论《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

本文通过对《唐律》中官吏渎职罪的研究提示了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治吏不治民”的传统。对官吏渎职罪的规定和惩罚是《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唐律》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属于官吏渎职罪。《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一般性的渎职罪和特定的渎职罪。在《唐律》中 ,官吏渎职罪的范围十分广泛 ,对渎职罪的刑罚是十分严厉的。但严刑不是唐朝立法者的目的 ,对官吏渎职罪的刑罚力求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罪”的原则体现了唐朝立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论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

政府数据开放中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应随《个人信息保护法》调整,但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目标定位存在一定分歧。《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知情同意规则无法充分证成政府数据开放中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合法性,进一步引入并充分解释合理使用规则,方能为该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在知情同意、合理使用双重规则的调整之下,政府数据开放中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等法治原则的指导;应将个人信息的性质、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及造成的影响“三要件”,设定为判断处理个人信息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具体标准;在适用方式上,则应根据不同类型、层级的公共利益对个人信息和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开放。     

论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

刑法中针对敏感信息建构同意规则的突破口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具备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二元同意规则以对信息法益属性的准确厘定为前提，在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一般恐惧理论对敏感信息敏感等级进行划分，最终得出针对敏感程度极高的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结论。刑法对于高度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情形还涉及到后续保障问题的探讨，这又可以细分为司法及立法上的双重启示。司法上的启示主要以对《刑法》第253条之一“情节严重”的解释为切入点，即对侵犯高度敏感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判断不应当再局限于“量”的标准。立法上的启示主要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为切入点，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进一步细化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最终拟提出增设“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想。     

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研究——以《长江保护法》为例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区划单独立法,但相关研究只注重其对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指导与借鉴意义。事实上,《长江保护法》对回答环境法治的三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三个问题是：为何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法？自然区划法应如何立法？尤其是在强调立法节制的当下,为长江这一自然区划单独立法而不是修正涉及长江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律,背后更是具有深远的立法考量与丰富的研究价值。以《长江保护法》为素材,对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长江保护法》未来的革新与发展,更能为新颁布的《黄河保护法》与《青藏高原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提供更为详备的理论支撑,进而最终作用于环境法治的发展与完善。《长江保护法》之所以被制定和颁布,缘于长江等自然区划的环保特殊性与现有法律的普适性存在不洽,并且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的法域链接存在不洽,导致普适的环境法律无法满足自然区划特殊的环境保护需求,以及环境法治在自然区划上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出现了断裂。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然而却并非所有的自然区划都需要单独立法,长江流域为自然区划立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型样范。一方面,长江流域具备地理与人文的特殊性,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具备环保需求与规制手段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长江流域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且又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因此,只有具有特殊性与广域性的自然区划才会产生与旧有环境法律的上述不洽,才具有单独立法的必要。为了让自然区划法适应于当前环境法律体系,且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与作用,需要将自然区划法置于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法地位,在法律适用中予以优先适用。并且,自然区划法具有一项不同于现有环境法律的原则——完整性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自然区划法需要选择一种与当前环境法律有别的立法模式：确立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并围绕提升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赋予地方政府以法律责任。     

服务台

出国定居和自费留学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简称《保护法》),对归侨、侨眷申请出境定居和申请自费出国学习,都有明确规定。现将有关条款摘录如下:     

《旅游法》配套立法析论

《旅游法》是我国旅游行业的基本法,奠定了我国旅游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旅游法》配套立法是由《旅游法》授权立法条款设定的授权立法以及根据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拥有立法权主体的立法所组成。《旅游法》的配套立法完善了旅游法律体系的架构、满足了我国不同地方旅游立法的差异化需要并且适应了我国立法权主体履行不同立法职能的需要,但《旅游法》配套立法实施效果有待加强,《旅游法》出台之后相关立法主体并没有及时启动旅游法律规范性文件立法后的评估工作,没有依据《旅游法》授权立法条款履行授权立法职能。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时启动《旅游法》立法后评估工作,监督《旅游法》配套立法工作,尽快完善我国旅游配套法律制度,建构良好的旅游法制环境。     

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变迁及能力创新

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级,省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顶层,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市县治理和乡镇基层治理都是以省域为边界展开的。地方人大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角色,合理调整“地方性事务”是地方立法的宗旨,地方法治扩散的对象通常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性质,“地方法治扩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和外生性驱动。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体制变迁方面,经历了从全国人大为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体制,到推行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体制,再到《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权”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能力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立法协商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