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转型的概念界说、影响因素与发展理路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以数据驱动和数字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数字政府转型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数字政府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数字政府而言,技术发展、政策支持、财政资源以及公众需求等因素构成了转型基础。然而,在数字政府转型过程中亦面临数字转型理念滞后、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公众参与程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对此,推进数字政府转型需要加强全局引导规划、构筑数据共享机制、完善数字安全体系、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因地制宜地实现数字政府健康有序发展。     

“良法善治”维度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双化协同”

“数字法治政府”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最新概念,彰显出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有机融合的价值导向。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元素的融合深度不足,政府建设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双化失衡”与“弱势叠加”的障碍亟待破除。“良法善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方法,是一种由“良法”和“善治”有机结合的治理模式。我国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应当在“良法善治”的框架下展开,确保政府建设的法治化与数字化得到协同发展,从而实现以法治思维运用数字技术、以数字技术推动依法行政的建设目标。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政府责任与实现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体系的深度融合,老年群体正在面临各种数字融入难题,遭遇新的数字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接入贫困、技术运用贫困和信息素养贫困。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已经成为极为迫切的议题。从政府责任视角来看,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角色缺位、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责任漂移"现象,概括为制度设计滞后和政策回应不足两个方面。为此,需要进一步强调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中的政府责任,从理论依据、治理困境、责任定位三个层面理清政府的履责逻辑,明晰政府在制度体系设计、公共服务兜底、社会权利保障中的具体责任。老年群体数字贫困的有效治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优化服务方式,坚持数字时代的人本理念;强化财政支持,助力数字福利均等共享;完善法律规范,编织数字权利保护网络;构建长效机制,确保治理行动持续深入;联动多元主体,整合数字贫困治理力量。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推进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变革问题,更是技术与治理二元叠加裂变后的信息化技术与组织、环境的深度融合发展问题。现有研究缺乏对数字政府建设差异化路径的影响因素的深入探究。以TOE为分析框架,采用NCA和fsQ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深入挖掘中国31个省(市、区)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推进路径。研究表明：政策驱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是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障;高水平的数字政府建设路径存在差异化,不同影响因素的适宜组合可推动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在特定资源要素组合下,完善技术能力、加强财政供给能力与政策驱动是快速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必不可缺的条件。其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背后复杂的因果机制,为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高水平数字政府提供借鉴。     

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路径研究

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对于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法治，能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以规则之治来保障信息技术的安全使用，以权利履行和义务承担来防范信息技术的滥用，进而建立起安全、高效、智能的数字治理体系。然而，配套制度不完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现实窘境，使得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法治建设面临着不少的阻碍，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为此，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由此才能规避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政策工具视角下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文本研究——基于省级政策文本(2019-2021)的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承载着建设数字中国、支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价值。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我国省级政府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文件。借助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通过分析框架构建、政策文本编码、使用频次统计等步骤,从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和数字政府治理框架两个维度对2019—2021年间共16份省级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治理要素分布不均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交叉匹配欠佳等问题。基于此,进一步优化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工具结构、平衡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要素分布以及调适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有机匹配,成为推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27份政策文件的大数据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始终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数字政府建设已然具备战略必然性和技术可行性时,如何实现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如何科学有效地推动数字政府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本文基于127份数字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利用LDA主题模型法挖掘出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因素,在TOE的框架下将这些影响因素整合起来,构建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模型;并采用DEMATEL-ISM法对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及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三大要素,共10个具体因素的影响,其中技术要素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最大;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数字经济水平与组织准备度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三大基础因素。据此提出更为精准的政策建议,以期推动我国数字政府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政府能否留住外资?

本文提出"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治理效率提高—外资企业业绩改善—外资撤离被抑制"传导机制,以《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的政府网站绩效得分和排名数据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代理变量,构建2005年到2012年的微观企业—宏观城市数据集,研究数字政府建设对当地外资企业撤离的影响。研究得出,数字政府建设对外资企业撤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港澳台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要高于对其他海外地区外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此外,数字政府建设对高TFP型外资企业和高新技术型外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相对更强;数字政府建设在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非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密集地区可以更好地发挥对外资企业撤离的抑制作用。本文结论为理清政府治理和外商投资的内在关系、为"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     

以数字政府建设推动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研究

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着政府履职能力提升、技术风险防范、数据治理难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等方方面面的发展困境。以数字政府建设推动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就要正确把握数字政府建设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内在逻辑关系,运用战略思维在强化顶层设计中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的社会风险治理能力,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让数字政府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与中国法治化实践

当前,中国已明确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进入数字化时代,世界银行开创性地将“数字技术指数”设置为《宜商环境报告》跨领域评价指标,将数字立法融入各一级指标测评。这些动向表明,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尽管中国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成果丰硕,但是在对标以宜商环境数字指数、数字营商指数等为代表的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指标上仍有不足,尚需提升数据治理法治化、平台治理法治化、数字市场监管法治化和立法数字化能力。为此,中国应以完善数据治理规则为核心,加快数据治理法治化进程;以数字平台融合建设为重点,提升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激发数字市场竞争活力为要义,推动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数字法治体系为目标,加快数字立法进程,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赋能政府治理何以产生“数字负能”?——基于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的交互视角

协调技术与组织关系是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基础性问题。数字技术在实现政府治理“赋能”的同时,亦带来了“负能”效应,要求我们对数字治理进行系统性再思考。“数字负能”并非仅由技术因素引起,而是源于技术需要同它所嵌入的科层体制这一对复合要素之间的错配。鉴于此,拟在技术—组织研究范式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技术—科层体制—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技术需要与科层体制的适应性问题。研究发现,不同的技术形态意味着不尽一致的组织结构要求,技术应用困境源于科层结构体系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对接失败。为此,须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通过技术创新与体制调整,有效防止“数字负能”等悖论现象。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社会技术系统框架下“数字政府”风险分析及治理

立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数字政府"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形态,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技术—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不仅仅正向推动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也蕴含着可能侵蚀"数字政府"自身的风险。本文根据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全息视角从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动态维度、知识管理维度、社会维度等方面分析了"数字政府"的可能风险,为"数字政府"风险治理提供风险分析基础。提出以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贯穿"数字政府"各个环节的风险治理方向。     

共享数字文明的福祉——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数字经济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超前提出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全局上来谋划数字经济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充分掌握发展数字经济的自主权,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注重规范和防范数字经济风险,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构建良好的数字生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共建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中国数字政府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基于2003—2023年CSSCI来源文献的计量分析

“数字政府”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可视化分析能反映“数字政府”研究发展脉络和演进趋势。以2003年至2023年CNKI数据库收录的772篇CSSCI（含扩展版）文献作为分析对象,通过CiteSpace可视化手段、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和文本挖掘技术,综合研究热点、发文情况、研究力量、研究内容等,缕析中国数字政府研究脉络,呈现研究图景。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政府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发展到模式革新,再到治理实践应用的演进过程,研究内容包括对数字本身的治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两个维度,主要有数字政府内涵与理论基础、数字政府构成要素与风险治理、城市和乡村数字治理、数字化协同治理四大类研究主题,分为研究起步期、活跃期和高速发展期三个阶段。数字法治政府、数字政府评估、数字政府风险、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应是今后研究的侧重方向。     

数字政府建设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吗?——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证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08-2020年135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异质性特征以及制度因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水平对政府治理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收入、不同区域的国家中，数字政府水平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存在差异。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在数字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制度因素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公职人员数字素养；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及创建政府、企业与个人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     

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有效性:来自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有效性是对治理能力予以定量识别的重要参考。本文基于2003—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进一步将政府治理有效性细分为经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治理有效性发现,数字技术既能够通过要素流动机制让企业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和重资产比重降低,提升经济治理有效性,也能通过政治参与机制增强民众政治效能感和政府信息处理水平,帮助政府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在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适度数字人才集聚度城市、超特大城市、副省级以上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和财政透明度高的城市中,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更强。同时,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在东部沿海、黄河中游等人口密集地区显著为正,在西北地区显著为负。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本地数字技术发展也能促进相邻城市政府治理有效性提升。对此,政府应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加强民众数字素养教育,制定全国性的数字治理发展规划,构建地区间协同互通的数字政务体系。     

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经验、逻辑机理和完善路径研究

首先,总结了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顶层设计、建设维度、技术支撑、平台建设、数据开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其次,指出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区域不平衡、信息孤岛、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在线政务服务不完善、数据安全风险日益突出等问题。最后,在分析我国数字政府建设逻辑机理的基础上,指出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字政府建设顶层设计,完善国家数字政府平台建设,重视新信息技术的运用,打造数字政府闭环,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提升数据安全能力和监管能力是完善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