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政治共同体思想初探

韩非的政治学说是自觉地奠立于一种独特的政治共同体观念之上。韩非视人为不能游离于政治共同体之外的“政治人”,政治共同体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和对抗的主体,一切政治的考虑都必须自觉地以政治共同体的现实生存为鹄的。     

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有:“人治”,强调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推行无严格程序的经验与传统决策;“官本位”,其特征是君为臣纲、官贵民贱;“以德治国”,强调对百姓“为政以德”推举贤才与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民本位”,强调民贵君轻,保民而王。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一向以“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并驾齐驱,标榜多数人的统治,人人平等与权力监督制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决摒弃“人治”、“官本位”观念,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民主,不能引入不合国情的三权分立;“以德治国”、“民本位”、“法治”观念可以提供更多的有益养分。     

社群共同体之“公共善”何以具有优先性——“实用主义”政治伦理信念的正当性辨析

在有关社群共同体生活的政治伦理信念和道德价值之维的根据与合理性问题上,实用生义哲学基于公共善本位的“有效性思维”理论,用所谓“统一的经验整体”的理论,厘清了“社会”与社群“共同体”的合理关系问题.在政治伦理的价值信念问题上,实用主义致力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践整合,将社会正义视为社群共同体的最高德性,以此实现对民主共同体之生活模式的构筑以及“民主化了的个人形象”的实践塑造.实用主义有关正确划定“政治国家”和社群共同体边界的思想,对身处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等的社会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西方共和主义复兴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几点启示

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的复兴被视为为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意外事件＂,以自由主义批评者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共和主义,在坚持传统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对政治共同体、公民美德、公共利益、协商民主等议题进行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从政治结构和政治价值两个视角来分析现代共和主义的主要内涵,从中汲取有益要素,相应调动我国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资源,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生态的四大变化

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爱国爱港成为社会主流;民主潮流势不可挡,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政党成为民主发展的明星;中产阶层成为民主发展的中坚力量。     

论哈贝马斯的“商议政治”对卢梭“公意”的传承与超越

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议政治”民主模式,是对卢梭“公意”学说的传承与超越。在哈贝马斯看来,作为社会共同体结合的原则,“公意”即为共同体的“公共性”,它关乎共同体的公共福祉。正是公意使建立社会的必要转变为可能。同时,哈贝马斯发现,虽然公意的价值目标已经设定,然而在现实性上它偏重结果疏于过程。由此,要为“公意”建构一个交往行动空间,设置“交往”程序这样一个动态场域。哈贝马斯提出,“商议政治”的民主模式可以建构成为一种法律体系,它能够消除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致力于结果的“公意”相比,“商议政治”更偏好意志的形成过程,更具有包容性,它欲求的是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这正是“商议政治”对“公意”的超越之所在。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逻辑

在历史的脉络中,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蕴含着“民族”和“民主”两个要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通过唤醒各族民众的“人民”意识,激活“人民”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点,也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政治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与“人民”产生了深刻的意义关联,自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实践被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以“人民共同体”为政治基石,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优势,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的政治逻辑,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论程序政治——对我国民主道路的新探索

政治程序有传统政治程序和现代政治程序之分。程序政治是基于现代政治程序而运作的民主政治 ,它有静态和动态两种表现形式。程序政治具有自律约束、监督控权、协调稳定和修正弥补四大基本功能。它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对程序政治的功能和地位的分析 ,并结合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特点和现状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治民主化的重点应转向程序政治建设。     

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与政治防卫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政治防卫权（含盖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核心，也是基本人权。公民运用这些权利，不但经由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来表达民意，行使人民权力；而且要能以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身份，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从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0多年来香港政治生态的改变

198 0年代以来,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从单向度政制到多维政制的转变,从“无政党的行政国”到政党政治的转变,从非参与的政治文化到参与的政治文化的转变,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等几个基本的方面。由于诸多方面的变化,香港已经形成了一种复杂而特殊的政治生态。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杜威“民主”思想价值维度之探讨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民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杜威的“民主”和“民主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社会道德传统。深厚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杜威的民主思想不同于当代其他哲学家思想的特色所在。     

论“和谐政治”

社会主义和谐政治建设、构建的前提是承认利益多元和利益分殊。政府要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一切行为和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即把如何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作为执政目标,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把“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作为自身建设的目标诉求。因此,和谐政治本质上是“公平政治”、“有限政治”、“秩序政治”、“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     

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权利拜物教批判

在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研究中,政治权利的平等是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因为它来自于自然权 利。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它的毋庸置疑正表明了它是一种基于身份崇拜的权力拜物教,而实际上它有 其自身的逻辑,从其产生过程看,表现为从对抽象劳动崇拜到私人财产权崇拜的逻辑;从内容上看,表现为从 对同一性的公民身份崇拜到政治权力拜物教的崇拜。这一逻辑凸显了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内在缺陷,那就是 它所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保障每个人的毋庸置疑的平等政治权利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物”的权力,这个 “物”是不可能保证个人的公民身份与私人身份之间的和谐统一的。     

论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虽然近年来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农民严重缺乏民主观念和民主主体意识,并且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宗法家族力量仍然在农村暗流涌动,这些都成为我国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障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进路——基于政治符号的视角

政治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拟人化和象征化,蕴涵重要的资源性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政治符号的资源性功能发挥,按其功能侧重不同,可分为认知符号、规范符号和信仰符号。政治认知符号通过塑造共同体成员的中华民族认知,引发共同体想象,反复刺激其政治心理,进而促使归属意识生成,完成共同体身份建构;政治规范符号隐喻着符号—指示对象与受众—规范行为的统一,有利于培育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体行为;政治信仰符号承载的信仰性政治文化和合法性信念,可以催生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共情,建构成员间的情感联结,进而营造情感共同体。     

基于过程分析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探究

在过程性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历史意识,自觉树立一种“大历史”观念,也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理论素养和实际能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既指向作为一项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又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发展变迁过程。作为具体实践活动的展开,在“思想转化”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在特定的共同体内部表现为该共同体的要求与其内部成员实际的思想政治水平之间的矛盾,在共同体外部则表现为一定社会的要求与社会个体自由选择之间的矛盾。在“思想向行为转化”的环节,思想和行为之间的矛盾则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作为历史性发展过程的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阶级意识”,而“社会发展要求”则直接来源于先进阶级的政治发展要求,根本上反映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水平。在这一总体性的过程之中,只有先进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保持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形态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整体性变迁。     

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政治·文化·政治边界意识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紧密联姻,对于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有直接与深远的影响。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正确厘定政治与文化的界限,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把握政治的“度”,树立政治边界意识,处理好树立政治边界意识与讲政治、政治参与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逻辑的辨析

以埃尔顿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及其本质的空间政治学分析与历史性考察,认为领土的诞生伴随着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民主政治的逻辑本质上就是领土逻辑,而民主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计算理性的空间权力政治观念。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逻辑的分析表明,领土逻辑支配资本逻辑,政治现代性支配社会现代性,经济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民主政治的全球空间政治实践。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优势,则是我们进行经济全球化活动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