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西周时期“阴阳”、“五行”在国家政治领域的运用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的《甘誓》和《洪范》篇。《洪范》篇中的“五行”是被当做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提到的，可以说至迟在西周时期，五行观念已被运用于国家政治领域。阴阳观念在西周中末期与时令、自然灾害相联系，开始臧否王政，预测王朝命运，与后来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比较接近。阴阳、五行分别在物质生产、礼仪制度、灾异应对、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西周国家政治。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     

试论《九歌》之“山鬼”原型

关于《九歌·山鬼》“山鬼”的原型,自汉代以来即有“山神”说、“山精”说、“巫山神女”说、“人鬼”说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省法都很难自圆其说。实际上,“山鬼”的原型应该是以屈原为原型而塑造的那些被放逐的忠魂们,其中处处闪烁着屈原的影子。     

汉《房中祠乐》的时代作者辨

《房中祠乐》即《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最初著录于《汉书·礼乐志》,关于它创作的时代、作者及其源流,汉志说: 《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由于《汉志》言之凿凿,古今学人多认定该诗作者为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辞其思想价值虽无甚可取,但它是早期的汉乐府歌诗,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应对其产生时代,作出科学的判断。我认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这一传统说法,疑点甚多: 其一、先于《汉书》的《史记》对此不仅未着一字,且有关记载令人对《汉志》的说法产生怀疑。有的《史记》注家,对汉志“高祖唐山夫人”之说明显地持异议。如《史记·乐书》:     

“孙”单用指女性一例在湖北郧县春秋古墓铭文中发现

“子孙”一词的“子”,在古代汉语中．指男性．也指女性．例证充分．已成定论,如：1、《左传·隐公元年》“遂为母子如初。”（“子”报武姜的儿子郑庄公。）2、《战国策·赵策三》“鬼侯有子而好。”（“子”指女儿。）3、《韩非子·说林上》“卫人嫁其子。”（“子”指姑娘。）由此,《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同。）在对“子”解释时特意注明：指“儿子或女儿”。“孙”在古代汉语中单用是否指男性也指女性呢？由于缺少例证．各种辞书均无确论。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为例,它给“孙”列了四个义项：（1）儿子的…     

元杂剧作家丛考(一)

杨显之杨显之是元代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的“莫逆交”,曹本《录鬼簿》记载:“杨显之,大都人。与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说集》本、孟称舜本《录鬼簿》仅作“大都人,与汉卿莫逆交”。天一阁本有增补:“大都人,关汉卿莫逆交,凡有文辞,与公较之,号‘杨补丁’是也。”从这极简略的传记中可知,关、杨两大杂剧家都是大都人,关汉卿在剧本创作中经常征求显之意见,杨氏亦颇精于此道,从而获得了“杨补丁”的雅号。杨氏作剧八种,今存《酷寒亭》、《潇湘雨》。作为代表作的《潇湘雨》,写一个丈夫背亲弃旧,妻子被遗弃、虐待而终于复合的故事。剧中,先是父女失散,后来父亲做了肃政廉访     

“六朝故都”与“六朝文学”中的“六朝”

<正> “六朝故都”指的是我国著名的六大故都之—的南京.《小学绀珠·历代类·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文学”则指的是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此一概念起于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前者为地理概念,后者属于文     

先秦两汉天地观对《黄帝内经》理论形成的影响

天地观是人类对天、地、星辰运行变化认识的智慧结晶。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天地观主要有“盖天说”“宣夜说”及“浑天说”三种。通过对这三种学说的研究发现,“盖天说”对《黄帝内经》阴阳升降理论与人体组织结构理论、“宣夜说”对《黄帝内经》运气理论、“浑天说”对《黄帝内经》阴阳关系理论与藏象理论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论六朝“感兴说”与时代风尚

崇尚自然感兴,是六朝人普遍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原则.本文从六朝的时代风尚探讨了“感兴说”形成的广阔背景及其理论内涵.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论,主要是在“感兴说”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从美学史的演变来看,“感兴说”的创立标志着古典美学中新的审美原则的确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刚柔相济”美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呈现

刚柔相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思想之一。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刚柔便与阴阳一起,成为周易哲学的核心,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末魏晋以来,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刚柔在《文心雕龙》等文论著作中屡被提及,从文气说进入到文体论。清代姚鼐把刚柔美学理论推向了高峰,不仅明确了阳刚、阴柔这两种美学的基本类型,还认为两者可以“糅而偏胜”、并行不废。在丰富的美学实践以及传统“中和”原则的影响下,纯刚、纯柔并不被推崇,“刚柔相济”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理想的审美追求,在书法、绘画、词曲等艺术门类中皆有丰富体现。     

浅探《易传》的“道”范畴——读《易传·系辞传》札记

一《易传·系辞传》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说,它既是中国哲学名言之中的名言,也是探讨《易传》关于“道”范畴的关键。我认为,这里所谓“道”,实际上是对宇宙变化中阴阳消长、阴阳循环、阴阳交替的一切趋向、秩序、规律的总概括。     

王士祯“神韵说”探幽

“神韵”是我国古典美学与文艺批评中一个源远流长的范畴，经历了从品藻人物、评论绘画到品评诗文的转变，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对“神韵”均有论述。王士祯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将其充实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王士祯“神韵说”的内涵概括起来有：1）“神韵天然，不可凑泊”；2）“余味”“余意”、含蓄深远；3）冲淡清远的诗风为尚；4）兴会神到、“伫兴而就”。从对李白诗两首——《夜泊牛渚怀古》和《玉阶怨》的分析可以体会“神韵说”的韵味。     

鬼文化与《牡丹亭》情节的形成

鬼文化包括鬼俗、鬼魂观念、鬼魂巫术等子系统，鬼文化对《牡丹亭》情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冥婚风俗是人鬼恋故事原型形成的基础，鬼魂及地狱观念是“梦”、“魂游”、“冥判”等情节单元形成的基础，画像巫术、姓名巫术等通魂巫术对于“玩真”、“叫画”情节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儒道”与“理心”──从儒道诗学的互补透视“内儒外道”人格类型构成(二)

《宋史·儒林传·朱震传》载：“陈传以《先天图》传（种）钟放，放传穆修，……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领程颐。”（《宋史》见于《二十五史》）《太极图》推演宇宙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而这个推演图式的思维方法就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思维翻版。此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设定“太极”这个本体范畴时，从表象上看也是推衍《易经》，而实际上是在思维的方法论上承继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因为，《易经》从先秦历经魏晋走向宋代，已经是经学玄…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释“左之”、“右之”

毛亨对《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左之”、“右之”的解释,是把汉代盛行的阴阳思想强加给西周时代的人。其实,“左之”“右之”不过是指贵族子弟出行,御车左右驱驰而已。     

《鬼谷子》谋略思想述评

一、《鬼谷子》概说《鬼谷子》是纵横家仅存之著作。该书一向有真伪之争。关于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该书是战国时代一位号称鬼谷先生的隐士所著。关于鬼谷先生,《史记》及多种文献作了肯定性的记载。二是认为该书是“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所著。三是认为该书并非成书于战国时代,而是更为晚出。究竟是何时著作,则从东汉至六朝,也各说不一。大体而言,历来“伪作说”较占上风,但持“非伪作”观点     

说文学作品中的“鬼”——兼评陈树荣的《鬼姐》

我国古代文学领域里,从魏晋之际把小说分为“志人”、“志怪”两大支后,降至唐人传奇,旁及元明戏剧,清代小说,其中“谈狐说鬼”或有狐鬼形象、情节出现的作品,为数可观。而脍灸人口的如《宋定伯卖鬼》、《倩女离魂》、《牡丹亭》等等,均有其独到之处。最为世人所公认并欣赏的,便是集谈狐说鬼之大成的《聊斋志异》。在此书作者蒲松龄笔下,写了不少成功的孤鬼形象,那种“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各出其情,状无所隐”(蒲立德《聊斋志异序》)的艺术成就,是此书具有历时不衰的引人魅力、久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这些事实说明,以狐鬼为题材,或住作品中有狐鬼形象或情节,是不会妨碍作品获得成功的。因为它们的作者     

释“奸令”

《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五斗米道……使人为奸令祭酒……为鬼史,主为病者请祷。”奸令祭酒,是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祭宫之名。然“奸令”二字殊难解,本传无注,后人存疑。或有释作“巫觋”:者(见《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