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生成和消解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充斥某种谣言,谣言是一种未加证实的传闻,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激化和点燃效用。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性事件中盛行,主要源于转型期间特殊的社会情势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事件本身的起因,深究之,民众不加辩解地选择相信谣言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要想消解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除了及时客观全面公布真相和排除涉事一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公布权利之外,还要对造谣者和恶意传播者给予法律手段上的规制,更要依赖于社会公平环境的形成和公权力运行的规范。     

社会善治指导下网络谣言消解机制探索——以“末日谣言”为例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反思传统网络谣言消解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理论和经典谣言传播模式,以末日谣言为例,分析探索多元主体平等合作的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机制。     

论现阶段消解网络谣言的现实需要与实践难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的社会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信息鱼龙混杂、甚嚣尘上,网络谣言作为其中影响当下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舆论因素,不断干扰着我国的前进步伐。本文分析了网络谣言对我国产生的种种影响,指出了管控网络谣言的实践难题。     

从谣言传播公式看谣言的生成土壤及遏制机制

谣言滋生和传播蔓延,是当下中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深刻变革时期,催化和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一种极为不良的社会现象。运用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提出的谣言传播规律的公式:R(Rumor)=i(important)×a(ambiguous),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谣言的生成土壤和发展机理,对有效遏制谣言的生成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浅析反文化对主导文化的建构与消解

反文化并非“文化逆流”、“文化倒退”,而是与主导文化相对此而存在的范畴,要以主导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进步性指向相契合与否来界定其价值。复杂的历史境遇酿就了反文化的多重价值品质,当主导文化与人类文化进步取向背道而驰时,反文化则形成塑造新的主导文化形态的建设性力量;当主导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向合而为一时,反文化就会成为主导文化发展的张力。在历史的流程中,正是在这种建设性力量和张力的交替变换中,甚至是在两种力量的同时态共存中,主导文化不断地被建构着、消解着,进而演化着、发展着。     

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及治理

全媒体时代,网络政治谣言表现出传播路径圈群化、传播速度迅猛化、传播话语修饰性等新特征。就其本质而言,网络政治谣言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和价值"的存在,它不仅扰乱稳定的政治生态,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还影响人们对主流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对此,政府应通过加强网民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网民政治素养,强化网络监管、依法打击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及时辟谣、构建政府信息公开长效机制等措施,斩断网络政治谣言传播的链条,消除网络政治谣言的不利影响。     

从网络谣言看信任危机

Web2.0时代,互联网已然成为谣言传播的主要平台,网络谣言的泛滥成为我国转型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然而,谣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全社会信任度降低。透视谣言泛滥的背后隐藏着政府公信力下降、媒体公信力下降以及专家系统公信力下降等信任危机。在此,应从制度性约束和非制度性约束两方面入手建构信任的社会环境以消除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     

论公共危机中谣言的生存逻辑——一个关于谣言的分析框架

公共危机中谣言是以寄生的方式生存的。谣言的寄生性使人们信任谣言:内容寄生性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心理寄生性给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路径寄生性是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谣言能在公共危机中生存,依赖于联网能力和同化能力。联网能力以"差异逻辑"为基础,以"技术范式"为核心,实现不同信任网络之间的链接,为谣言的传递和扩散打通道路;同化能力依赖内容寄生性和心理寄生性,影响人们的心理或者左右人们的行为。     

论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

网络作为开放的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人们讨论和传播公共事件的重要平台。为了保护正常的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法律应当对传播不实言论的网络谣言现象予以治理。从加强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角度看,应当完善相关法制,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立法,从严责罚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相关主体。同时,治理网络谣言应当从根本着手,要切实消除滋生谣言的社会条件,给普通网民提供甄别一般网络信息与不实网络言论的标准。     

批判的传统化及其消解:近代无政府主义批判精神的命运

批判思想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言说方式,在中国近代被传统化了,其文化根源主要是托古思维和中西会通的惯常模式,具体演化方式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抽绎出无政府主义的本土文化基础,或与大同理想相附会,或以道家思想予以解说.其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锋芒在近代中国现实革命斗争需要与思想潮流的激荡之下被消解,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1950年代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贸口岸、最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自1840年代开始一直是外商银行的汇聚之地.外商银行长期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占据显赫地位,对中国的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上海解放后,新政府颁布了有关管理外商银行的一系列相关法规,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外商银行在华特权时代一去不返,加上时局的变动,1950年代各家外商银行业务迅速走向衰微,除汇丰、麦加利两家业务寥寥的英商银行外,相继撤离上海.     

朝鲜现代文学中的上海

朝鲜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城市有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其中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许多朝鲜青年知识分子和文人来到上海,上海在朝鲜现代文学中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城市。现从形象学的角度,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虚像与套话以及城市形象语境特点加以阐诉,通过对上海的优越性和阴暗面的描述,体现朝鲜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移风易俗:近代上海华人公墓的缘起

上海开埠之初仍然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墓葬习俗,然而传统墓地既不利于城市公共卫生,也不利于市政建设,故日益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墓制改革成为必然趋势.上海租界公墓制度的引入,为华界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范式.沪上有识之士对传统墓葬进行反思和批判,民众丧葬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认同并仿效西式公墓制,上海华人公墓由此得以兴起.     

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的邮电通讯

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工业、商贸和金融中心,在此期间电讯、邮政亦获得同步发展,与毗邻的长江三角洲的联系尤为密切,明显促进了彼此间经济的互动和发展.     

近代上海法租界与法册道契

法租界为近代上海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租界屡屡出现的越界筑路与外国人经常性的越界租地,彼此交织.以往的论述多聚焦于越界筑路,视其为租界扩张之前奏,实际上大量的越界租地更具有蚕食性.法册道契作为在法租界内执业之主要凭证,在诸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从总体上说,法册道契的发放与法租界的扩张过程是一致的,但透过对道契档案的解读,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法租界从设立到扩张的诸多细节及其微妙关系.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分别拥有过不同的中心点,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历史地位是十分稳固的,因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不应该忽略上海的地缘因素。上海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气息、风貌和特质。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基本意义,在于它体现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代表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反映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这些特定的因素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学呈现出了它所特有的自然质地、基础形态和发展模式。     

近代上海出版业与都市社区的互动

上海社区内鳞次栉比的茶楼、酒肆、书场、妓院,不仅使社区人气骤旺,也为出版业在该社区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出版业经营地域的位移,并带动着都市其他行业经营地点的改变,从而也改变着上海都市的社区格局和社区面貌。     

基督教会与近代上海的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是近代文明发生的结晶,是弥补人类自身缺陷的伟大活动。基督教会是创办上海近代特殊教育的先导,沪地又是近代中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重镇,其中,上海盲童学校堪称特殊教育界的典范。1920年代前后,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等的开展,特殊教育出现转型,由西人兴办渐次转变为国人自办,宗教因素也日益淡化,世俗色彩日趋增强。但旧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根本转型和蓬勃发展仍有待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