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与潘玉良长眠在一起的无名男子

1928年，潘玉良从巴黎学成归来，受校长刘海粟之邀，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西洋画女教师。至此，这个性格坚毅的女子，终于完成了从妓女到知名画师的蜕变。     

贵阳孔学堂2016年四季论辩大会公告

<正>士君子从容论辩,可说是先秦时期儒家便有的传统,后世演化为会讲、讲习、讲学等多种形式,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命题,正是孔学堂所论的"道"之所在。我们希望,孔学堂能汇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于一堂,"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自由论辩,百家争鸣。这必将有裨于深化对"两创"重大文化方针的深入认识,通过"坐而论道",进而为如何"起而行之"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     

"诚信"--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观念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产生于远古的祭祀活动,发展于春秋的会盟活动。它以等级政治道德要求为核心,包括人神之信、君臣之信和君民之信,而这些内容为等级结构和法律所制约。从性质上说,"诚信"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重要观念;而作为普遍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基于商品契约的诚信,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立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     

腐败及其治理:基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

如何看待中西方不同国家的腐败现象,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论题.本文墓于对中西方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比较分析,分别论证了传统中国"官本位"和西方"财富本位"及其相对应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理,指出治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必须在强化制度反腐的同时,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重塑反腐的道德文化之基.     

"顺天则时"——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因此人们对"天"既崇敬又畏惧,认为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必然反映,是不可逾越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而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古代产生了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法律制定时遵循的"则天立法"原则,法律实施时实行的"司法时令"等制度.因此,立法与司法中"顺天则时"的观念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规律与人间法度相类相通.浑然一体的格局."天之法"因此具有了实用价值,而"人之法"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和神秘性.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     

道德传统与现代性——中国现代语境中的道德文化问题(英文)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语境,本文重新反省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文化传统的蝉脱与嬗变,以及隐含在这一脱变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性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推导并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学术判断:即近世中国企图脱出传统道德文化的自由与保守之两分,表明了"传统之后"的中国道德文化陷入了摆脱传统与持守传统的两难纠结,而最终的结果看似已然超乎"传统之外",实则仍然在"传统之中",只不过社会主义新道德以革命性变革的方式,在近代百年的"诸神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道德文化。然而,她并非超脱于"传统之外"的纯粹异物,而是且只能是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性的新的延展,仍然是漫长、深厚、连贯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的"变体链"。     

中日禅学“坐禅”思想之比较——以道一与道元为主

本文通过对马祖道一"坐禅岂能成佛"与日本曹洞宗祖师道元"只管打坐"思想之比较,意在说明禅宗内部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坐禅"思想的发展,以及中日两国由于传统文化之差异,而各有所偏重,但最终二者虽有形式上之不同,但意旨却都在阐扬禅宗之义理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

一种和谐文化.不应是一种话语的独白,而应是不同话语的对话.迥异于西方传统文化"自然向人的生成"之独白思维,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相互文饰而包含着丰富的对话思想.具体来说,中国古代"文化"概念源于对身体的文饰,这种文饰意味着对话,而由身体出发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道阴阳互补思想则是对对话意蕴的最佳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为我们构建和谐文化、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卷首语

<正>中西比较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发展方向。比较哲学之功能不仅仅在列举中西方哲学的同异点,更是一面为比较研究的两方寻找新思维的"镜子"——以研究其中一方所提出的不同看法为"钥",解决另一方哲学思辨的困境。同样,文化比较的用意不是比较文化传统的优劣,而是从认可不同文化各有其价值为出发点,一方面加强交流,增信释疑,另一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搭建中西文化相互理解的桥梁,以寻找世界性文化思维和解决普遍性文化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

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思潮",胡适是这股思潮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这大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反对用所谓西方"新文化"来全盘取代中国"旧文化",主张中西文化和中西哲学的结合;他也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他和传统的关系可以说是形离而神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他主张的是"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而不是"全盘西化",为此,那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始终不肯将他"马马虎虎收为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之所以主张"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看,首先,是他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的滋长;其次,是他对所谓文化之"惰性"的认识.     

中国传统哲学中"和"思想的当代价值

"和"的思想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领悟中国传统哲学中"和"的精神,发扬光大传统哲学之"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建设和谐文化,对民众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和"思想的价值,对于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日传统义利观比较研究——以近代日本通俗伦理价值观与中国维新派伦理价值观为中心

本文以近代日本通俗伦理价值观与中国维新派伦理价值观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中日传统义利观的内涵,寻找两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不同特点。经过横向比较,得出日本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具有"阶层"属性、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具有"派阀"属性的结论。通过纵向比较,得出日本传统道德伦理被庶民化、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被精英化的结论。     

歙砚,集徽文化之大成者

正歙县是古徽州所在地,是中国徽文化的精髓所在地。中国文房四宝有"徽墨、湖笔、宣纸、歙砚"之说,歙砚一直被视为文房四宝的嫡系正宗;徽州最著名的手工艺是"徽派三雕",而歙砚便是其中石雕的代表。"一生痴绝处,无梦到歙州",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徽州是一个难以割舍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保存最为完好的徽派文化,更有"文人之宝"的歙砚。一方小小的砚台,走南闯北的徽商把乡情寄托其中,灰瓦白墙的     

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政"运动的精英人物,又是近代道德转型的先驱者.因为传统中国所实行的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机制,因而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实际上也即其道德人格诉求.谭嗣同进行"政体创新"与"道德创新"的理论武器是其"心力说"."心力说"对中国近代道德转型所起的奠基作用有:在道德本质问题上,用世俗的"人欲之善"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之善";在道德实践理性上,用近代性"平等自主"之美德扬弃了古典式"等级依附"之美德;在"集体关怀"的德性层面,用"平民主义"否定了"权威主义".     

文化+科技,文博机构的新变革

正近几年,传统文博机构一改曾经的"高冷"姿态,为适应社会的进程而进行着全方位的变革。譬如与文创公司合作,开发创意性礼品;与电视媒体合作,录制文博类节目;与科技公司合作,进行数字化变革……事实上,"文化+科技"的组合早已在全球文博领域掀起了一阵革新之风。在中国,几大互联网巨头也正瞄准机会,与大     

论中国韬略思想在三国时期的发展

韬略是一门关于策略运筹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素被视为绝学.当代西方学术界开创的"国家战略"、"大战略"等学科,与中国韬略的内涵接近,两者同属于运用国家综合实力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而西方这一领域的思想之源于中国古代,是有历史线索可寻的.     

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英文）

在现代中国思想中,"哲学"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体系以一种几乎无远弗届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体会与解释。如想避免对传统思想做出素朴与简单的最后解释,那么在理解传统之前,反思据以理解的整个框架与境域,应当是比较审慎稳妥的做法。在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思想"问题化之前,也应尝试着将"哲学"问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思潮不断兴衰的历史中,找到那个通常据以判决中国思想的哲学观,并将其变成追问的对象。牟宗三直接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思想的努力不可谓成功。所谓哲学之第一开端是在存在—本体问题的引导下建立成先于生、同于生的体系。在中国思想遭遇海德格尔并藉之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及整个西方古典思想之后,从中国思想由以兴起的整全原初经验重新审视、权衡哲学开端的机缘已经成熟。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主体视域中的“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是我国传统文论中的重要命题.从主体视域角度看,这一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从文学本体看,"穷"后之作往往情深意切,恰好暗合了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需要作品具有真情实感的要求;从作家主体看,"穷"之潦倒虽磨砺了文人身心,但却成就了文人的文心,激起他们创作的欲望;此外,中国传统文论强调"知人论世"与"真善美"统一的解读方式,这为"穷而后工"现象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阅读语境.     

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