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的美国对华立场：山东问题解决的理想与现实冲突

文章主要讨论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与中国的互动及美国对中国收回山东主权诉求的态度。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这也不是美国所期望的结果,而是当时协约国中各强国的权力博弈所决定的。美国是当时支持中国的唯一大国,但并不能主宰巴黎和会的一切决定,还必须依靠英、法两国,而对于山东问题,英、法站在日本一边。文章指出,无论美国最终是坚持还是放弃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诉求,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长期以来,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及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巴黎和会是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但是,回顾这段历史,根据对已有历史资料的分析,美国对日本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让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因此,不能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完全失败的。在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百年以后,历史的结论是,中国只能自己救自己,哪怕有强国愿意助中国一臂之力,也没有办法超越当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既定格局,以及中国无力解决自身问题的严酷现实。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六一六"兵变与广州民众

"六一六"兵变后,陈炯明部到处焚杀劫掠,孙中山指挥海军炮击广州市区.双方的行为给广州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广州民众奔走呼号,多方调停.孙、陈双方虽没有拒绝调停,但都是利用调停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甚至把广州民众的安全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挟对方.可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民众虽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愿望,但因无权无枪,难免软弱无力,不能左右事件的进程,注定是受害者.但民众在受害的同时,其呼声和要求也给当事各方增加了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     

WTO与中国"三农"问题

ＷＴＯ中关于农产品谈判，历来是ＷＴＯ谈判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从技术上看，关于农业问题补贴还没有打破僵局。另外，从中美农业协议的争议和反复也可看出，农业问题是多方极其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中国更是如此，农业问题不仅仅是个产业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朱镕基总理在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的《十五计划纲要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中国将把全面贯彻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十五”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从ＷＴＯ的一般原则来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从"负担共享"到"努力共享":欧盟气候治理中的负担共享政策及启示

负担共享是欧盟气候政策的一个核心原则.负担共享问题是一个贯穿欧盟气候政策始终的问题,1997年的"负担共享协定"及1998年京都会议之后的调整为欧盟在京都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也为欧盟实现其<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承诺奠定了坚实基础.2009年欧盟的"努力共享决定"是欧盟"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欧盟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中发挥领导作用奠定了基础.本文分析了欧盟负担共享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介绍了这种政策的具体内容,剖析了这种政策所包含的规范理念,探讨了负担共享政策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日东海划界领土争端问题再思考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岛",使得其钓鱼岛"国有化"的行为正式打破了中日之间在此问题上"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日本单方面的行为也使得双方"共同开发"东海资源的愿景破灭。要解决这一争端,仅靠中日两国政府间的谈判和协商是无法完成的,在谈判和协商之外还需要综合运用政治手段、法律手段,并在必要时使用实力手段解决此问题。只有利用国际司法和实力压力,才能使日本放弃非法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并在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中与中国达成公平的协商。鉴于此,将钓鱼岛在东海划界中"零效力"化是避免问题复杂化的灵活的、必要的策略。     

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在影响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其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政府的弱势外交,还在于中国代表团外交谈判中,对于巴黎和会实质认识不足,议案过分理想化,缺乏可行性;对于"联美制日"方针的过分依赖和应用失误:代表团内部分歧,影响了所有成员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赖肖尔与日韩邦交正常化——一种跨文化的解读

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使历经7轮会谈、僵持14年之久的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画上了句号,日韩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日韩谈判的成功离不开美国的斡旋和干涉,而在谈判的最后四年当中,时任美国驻日大使、与费正清齐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Reischauer)在其中的秘密调停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位日本出生的美国驻日大使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跨文化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与“以夷制夷”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乞求各国列强尤其是俄、英调停———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因日本拒绝而失败;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继续乞求英、俄等列强干涉,仍未成功。后来,在美国的所谓“中介”下实现了中日两国的直接谈判①。显然,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争中,清政府所...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