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科技政策浅析

世纪之交,日本随着《科学技术基本法》的修订和《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实施,逐步形成了新的科学技术政策。主要在科技重点战略、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活动国际化和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突破。但同时,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近年来,日本在实施科技政策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     

论日本新世纪初的立国战略体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课题,日本政府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以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为中心的立国战略体系.其形成,标志着日本政府明确了战略方向和战略重点,形成了基本指导方针和政策体系,对新世纪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也导致了日本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新变化.     

政府引导下的日本科技创新态势

科学技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尽管20多年来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低迷状态,但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并保持活跃的创新态势。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在科研投入方面,日本依然是世界研发投入大国,企业是科研投入的主体,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科研突破。安倍二次内阁成立以来,更是大力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形成国际水准的研究环境,强化基础研究,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促进企业创新。这一系列举措为促进日本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科技兴国和日本科技立国内涵和背景的比较

一、中国科技兴国和日本科技立国口号的提出 在日本最早出现科技立国一词的官方文件,是1977年5月科学技术会议发表的第6号答询报告——《关于立足于长期展望的综合的科学技术政策》。但是,这一口号的具体内容出现于     

日本的科技政策

科技政策问题是当前国外科学学着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日本科学技术的进展,举世瞩目,其所以如此,科技政策的作用可以说是主要的关键.这里根据美国兰德公司1975年11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日本的科学与技术——简要分析调查》)、日本学术会议1975年发表的《日本学术会议1974年度报告》、日本科学技术会议1977年5月对政府关于科技发展谘问的答案三个材料,就有关日本科技政策问题摘要综述如下.     

战后日本"科技立国"的道路选择

战后日本经济是在“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下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石油危机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日本政府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转向独创性的和基础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上 ,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基础结构 ,以振兴日本经济 ,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经济走向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今天 ,研究日本“科技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日本“科技立国”道路选择的成因　　 1、经济发展原动力要素的…     

日本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政府因素分析

日本于上世纪80年代推行了"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呈现出起步时间晚、推进速度慢以及改革不彻底等特点.其中"渐进式"金融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政府金融监管职能调整的滞后.而政府认知的迟滞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则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直至90年代中期"金融大爆炸"改革的出台,金融体制改革才得以实质性推进.     

日本的“技术立国”方针简析

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特別是由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共同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方针并非是它所特有的现象,而是重视科学技术达一当代的普遍趋势在日本的发展战略上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日本的“技术立国”方针是针对当今日本的具体国情、针对日本历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其科技发展模式而提出的。就历史     

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广东转型升级的实践与探索

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实施了省部院产学研合作、重金延揽世界一流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选派科技特派员入驻企业、颁布全国首部自主创新地方法规等举措,努力构建开放型国际化的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显著提升了广东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本文针对目前存在的产学研合作完成项目占比较低、融资难等问题,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继续完善和创新省部院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制、加快建立多元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投入机制等对策建议.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

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科技创新相应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目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不足,而制约科技创新作用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科技体制不完善,难以有效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影响科技创新作用全面发挥的重点领域亟待改革。文章在回顾和分析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目前科技体制和机制存在的障碍,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