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权力束缚与分权改革

社会管理创新在基层举步维艰,集中表现为“小马拉不动大车”,“对指标负责”而不是“对问题负责”,陷入“军备竞赛陷阱”。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权力束缚。由此必须启动实质性的分权改革,通过纵向分权提升基层政府的创新能力,通过横向分权提升基层社会的创新能力。     

传统中国基层民事纠纷解决中的习惯与法律

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纠纷解决过程中,基层官员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形式上的依法裁判是主导性的.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中,对民间习惯的运用实际上表现为两条路径:一是直接援引习惯进行裁决,这种情况在古代判例资料中并不常见;另一种是参酌援引,这种做法大量体现在传统中国基层地方的判决中.参酌援引的过程既是地方官员裁决纠纷过程中对民俗民风和情与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保证了裁决在形式上符合依法裁判的要求,这种做法体现着传统中国司法人员的职业理念和裁判技巧.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中的基层党建问题研究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挑战,这就要求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引领带动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基层党组织要承担起政治引领者、组织参与者和服务供给者的三重角色,并在实践中着力解决好构建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创新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和强化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三个新课题。     

社会契约意识:宪政的观念支持

由私契约理论演化而来的社会契约意识,可以逻辑地推演出宪法产生的必然性。宪法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契约意识决定了宪政的外在制度框架和内在价值诉求。通过权力制约实现对权利的保障是社会契约的根本宗旨,也是宪政的价值取向。社会契约的成立与履行是以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来实现的。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及通过直接控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间接地影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宪政的宗旨。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诚信意识养成

信用社会和信用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全民自觉的诚信意识并自发地付诸信用行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崇尚诚信的国度,而社会层面信用意识的缺失则是难以回避的现实。形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伦理对诚信的推崇,法制化建设中的薄弱链条对失信的纵容,是形成这一矛盾的重要因子。因此,提升我国公民的诚信意识,重要的不是教育与灌输,而是在推进法治的社会大背景下,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制,切实落实信用监督和信用处罚机制。通过这一体制来规范人们的信用行为,形成人们的信用习惯,最终养成人们的信用意识,使诚实守信成为中国公民素质的构成部分。     

社会分层的多元化意识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多元分层意识对现代法律秩序生长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所依赖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功能,包括价值导向、评价校正和补白功能;二是对现代法律秩序的运行功能,具有推动实现和创造解释效用。     

论基层政府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的构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政府应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为根本,把基层社会矛盾的调处作为常态建设,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调处体系,构建系统的社会矛盾预警、防范和化解机制,妥善调处各类矛盾冲突事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马克思自然观视野中的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培养和构建成熟稳定的生态意识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必要的。而生态意识的构建要从马克思自然观中挖掘其哲学基础和内涵框架,从而发展性地提炼其现代价值。生态意识作为一种伦理价值在马克思自然观体系中表现为一种哲学层面的意蕴。生态意识的辩证性与马克思自然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述是统一的。人与物的统一是马克思自然观生态意识的价值研究视野。     

试论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张洁是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开路先锋,她用自己独特细腻而又冷峻深刻的笔触揭示那些在事业、生活和爱情上经受考验的女性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展示女性内心创痛与愁苦,从而鲜明地传达出张洁小说中寻找与逃离的女性悲剧意识。     

论当代中国推进基层治理的基本路径

加强基层治理,维护基层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推进基层治理需着力在如下六个方面推进:建构基层党建区域化新格局,加强基层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理顺乡镇(街道)与村(居)关系,推进基层治理架构创新,加强村(居)两委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和监管。     

论民生工作中的“敬畏”意识

敬畏意识作为一种存在,在当今社会中更是一种修养。随着我国民生事业建设的大力推进,把敬畏意识融入其中就颇有意义,一方面可以逐步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感,另一方面,以民生为主体的社会公共性建设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撑,从而使民生事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大动力。     

基层信访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进入社会结构转型期,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对立关系显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增,基层信访问题层出不穷,已成为影响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因素。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基层信访稳定工作,解决基层矛盾,促进基层和谐稳定是当务之急。一、基层信访的现状和特点一是群众伺机信访,造成工作反复。目前,部分群众尤其是重点涉稳人员、缠访闹访人员等,存在伺机信访的苗头,普遍选择在元     

论钟理和创作中的悲情意识

钟理和的创作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前后近20年。尽管他的作品不多,内容也不丰富,但他的独特人生经历赋予其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灵的艺术魅力。他既亲身经历过日本殖民者的压迫,也目睹过大陆沦陷区百姓的悲惨;既饱尝病痛、贫困与丧子的悲痛,也同情社会底层的辛酸与无奈。他作品中流露出的悲情意识,散发着人道主义的人性光辉,是一个时代无尽的悲歌。     

传统国学中的生态意识及其当代意义

推原天地是传统国学理论致思万物、演绎事理的总要。观天察地体现着认知与人文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追求与体悟的交织。由观天察,逻辑地走向法天遵道。法天遵道,指效法天地法则,适应自然规律。法天遵道的理念,渐次固化为宗教般的心灵虔诚,产生出敬天、谢天、乐天的思想情怀。在这种情怀的主导下,国学理论主张保护资源,力图做到惜物而节用,好生而重命,爱护生物,维护生态,以贯彻宇宙大化流行的法则,弘发天地精神的神圣与尊严。在生态问题摆在人类面前的当今,重温天人合一、物我不二的古训,重新回到悲天悯人、体证生生的精神境界之中,对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有着现实的意义。     

玄武区三社联动强化基层社会管理

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在社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在社区。近年来,南京市玄武区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人才队伍建设为“三大着力点”,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创新“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尝试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加快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探索实践,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社区组织任务偏差的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倡导的治理重心下沉面临着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问题,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任务偏差是治理效能提升面临的重要挑战。在科层组织中,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脱节,自上而下的政策任务层层下发到基层执行层面会有不同形式的任务偏差。为了考察治理重心下移后的治理效能,本文采用OLS回归和Logistic回归等定量研究方法,从绩效的角度对社区组织任务偏差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当以任务完成度和任务偏差形式两种方式测量任务偏差,则影响因素会有所不同。非财政资源和领导特征、监督机制对任务完成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任务来源则对任务偏差形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揭示了影响基层治理体系效能的主要因素,指出不同的绩效目标设置方式需匹配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来减少任务偏差的发生,这为治理重心下沉格局下科层制的调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

城市更新中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使基层政府产生制度硬化的需求,但持续的高压体制又使其延续制度弹性的逻辑,两者间张力凸显,构成当前的治理困境。本文通过对一个试点项目中制度硬化实践的观察提出核心问题：权力运作空间如何在日益增强的规范性约束下得以再生产。本案例中,制度硬化被拆分为“结果硬化”和“过程硬化”两部分,前者标识着鲜明的刚性边界,后者则暗中预留出弹性空间。通过外部条件硬化、让步规则硬化、加压底线硬化这三重机制,基层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表及里地拓展了硬化原则背后的边界,使权力运作空间以一种更为正式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不断生产出来,展现出更深层、隐秘的治理技术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形塑过程。     

思政工作者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的缺位与归位

增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是高校加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虽然当代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的问题。高校思政工作者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的缺位是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剖析思政工作者在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的缺位问题,探索应对策略,更新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提升大学生公民意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