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

在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纷繁多变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多元复杂的动因。近代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绅士阶层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其多向度的社会流动直接与其所受教育密切相关;而农民阶层的多元的社会流动,则被动地缘于天灾、人祸、经济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压力;在这沉重的压力背后,又不乏教育的苍白与缺失。且由于新式教育与近代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人才“失业”,影响了社会流动的效率。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现代化的顿挫

文章从"新学"教育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民初乡村社会现代化受挫的原因,认为近代"新学"教育体制的落实,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加剧了乡村社会矛盾,拉大了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城乡一体。近代兴学以来,新式教育机构密集于城市社区,基本上将乡村排挤出去,乡村精英源源不断地脱离乡村向城市集中,乡村整体上的文化水平陡然下降,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而且在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乡村新学教育的变革与调适——以民国时期晋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清末以来,近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区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而以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为取向的近代新式教育体制的建构,一开始即疏离了乡村社会需求,遂使乡村教育前景惨然命运多舛.民国年间,晋省当局在村政建设中对乡村教育制度及政策有所调适,但其掣肘颇多局限甚大,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揭示其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致因,将有助于明晰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纠葛和内在关联,为制度更易与社会变迁关系提供理性认识和思想启示.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清末民初乡村民众视野中的新式学校

清末民初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学教育已然成为科举的替代品,新式学校则是绅士阶层捞取新的社会资本的中介。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新式学校在上学花费、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人才取向等方面与私塾相比缺少一定的乡土亲和力,在民众的视野中却成为有钱人的奢侈品和疏离于乡村社会的摆设。当然随着新学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学校的态度多少有些转变,兴学之初的那种极端的抵制行为也越来越少。     

民初山西兴县的乡村店铺

乡村店铺不仅是城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多元化交流的窗口,也是近代乡村经济运行的基本载体,反映着近代乡村发展趋向,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基础地位。民初山西兴县乡村店铺门类众多,甚为繁荣,且具有地方特色。文章通过对民初兴县乡村店铺的空间分布和类型、管理和经营等方面的初步探讨,认识乡村店铺在当时发挥的社会功能,并分析此时期制约乡村店铺发展的原因,进而为当代山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再论乡村教徒的信仰状况与特征——以山西乡村教徒为例

乡村教徒信奉和礼敬天主、耶稣、圣母、宗徒、圣人以及个人护守天神,他们懂得只有天主是创造万物、管理世界的神;他们懂得三位一体,但仅知道天主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天主;其主要信仰目的为活着得到天主的保佑,死了灵魂得救、升天堂,不下地狱;念经是这些教徒表达信仰的主要方式,求恩、谢恩则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其信仰是天主教文化与当地乡土草根文化互相交织、融合而成的新信仰,具有西方天主教没有的新特征,但信仰性质没有变,依然是一神教。     

近代新学体制与城乡分离的加剧 --20世纪前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新学教育体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前所未有的变迁,却也由此引发了城乡社会一体发展模式的破裂,所谓中国文化"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导致城乡社会发展差距骤然拉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新学教育体制本身的致因也值得我们关注.     

晚清晋商与湖北茶业的发展

晚清晋商将茶叶贩运基地由武夷山区转向湖北,首开湖北的红茶生产,并推行砖茶方式运销。以市场为经营导向,开始产运销的一体化运作,不仅大大促进了我国茶叶经济的发展和近代民族加工工业的发展,也为中国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统人际关系对晚清晋商票号发展的制约作用

明清晋商商业成就的内在支撑之一是其对传统人际关系的独特理解和应用,但这种传统人际关系发展到晚清时期逐渐表现出难以化解的弊端,主要是限制了组织规模扩张,扭曲了组织功能定位,削弱了组织制衡机制,制约了转型接轨步伐,影响了资本投资流向,使晋商在列强侵略、国势衰败、时局动荡的环境中没有及时转型为现代企业,最终烟消云散。     

山西省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研究

山西省城乡间教育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表现为4个不协调,即发展基础不协调、管理体制不协调、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不协调、人才分布不协调。影响其协调发展的障碍主要有: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真正落实;教育体制改革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经费困难加剧。当前,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比例大;教育投入不足,教师待遇偏低,办学条件差;劳动人口的转移等情况都是山西省城乡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应针对这些挑战采取有效的对策。     

晚清新学书目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与政治诉求

晚清出现了一股编纂新学书目的高潮。它们通过提要、类序、自注等多种形式,评论晚清新学历史书籍,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批判世界史编纂的语境中争取中国史家的话语权;在对外国(主要是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史的批驳中进行国民爱国主义教育;著录、评论中国史家的新学历史撰述,反映出晚清史学的自我期许与学术自信。晚清学者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在所撰写的新学书目中,通过对兴亡史和变法史的评论寄予了保国、强国的政治诉求。     

传教士与晚清教育改革刍议

传教士在晚清教育改革中起到了启迪、引导、示范等作用,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和培养新式人才、广开民智作出了贡献。不应把传教士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活动简单地视之为“文化侵略”。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清末学制转轨中的蒙学教育及其发展

清末随民族危机加剧、国民观念的引入,普及教育、义务教育成为教育要旨。“蒙学”教育随即由传统的“父兄谋之”转向由国家操持,传统蒙学课业及训蒙方式亦受到否定。随外来学制的引入,清朝试图调节既有学制与新式学制对接,在对传统蒙学的处理上,游移于中西之间,态度数次更易,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山西商人曹润堂与清末蒙旗垦务

清季以来的垦务实业中,蒙旗垦务实可谓影响最大者。在山西商人曹润堂等人提议之下,贻谷创设西路垦务公司,正是曹润堂创设垦务公司之提议帮助贻谷迅速打开蒙旗垦务的局面,然而垦务公司之设置,也成为后来垦务参案中贻谷被革职拿问的一个重要罪状。基于图利之原因,贻谷在垦务公司成立不久随即将晋商股本撤退。在垦务公司的运作中,贻谷令垦务局委员同时在垦务公司兼任,由此成为酿成垦务弊案。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