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诗作评价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迹,已有一些史学著作作了公正的评价,但有关反映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诗歌作品,却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原因何在呢?这大概同整个晚清诗一向受到冷落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晚清同我国各个历史朝代一样,还是出现了不少的优秀文学(包括诗歌)作品,反映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许多诗歌就是     

左宗棠入京辅政有关问题

近几年米,有关左宗棠的学术论著大量问世,研究者们对这个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言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唯独对其中枢辅政这一段很少论及,就连全面评介左宗棠一生的两本评传,也只有寥寥几笔。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左宗棠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这一段过于短暂,因此研究者多不大注意。 确实,左宗棠中枢辅政的时间是短暂的——从光绪七年元月廿九日(1881年2月27日)起算,到七月初三(7月28日)以患病告假的形式实际退出中枢统治核心止,前后不到半年,但在左的一生中,这一段经历却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在此以前和以后,左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以一个地方疆吏、钦差大臣的身份从事军事活     

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

清朝同光年间,左宗棠与河西地区有着重要关系。自1867年起,他受命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西北军务,兼任陕甘总督,前后历十余年。本文不准备全面评论左宗棠的功过是非,仅就他在经营西北的十余年间为发展农业经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谈点粗浅的看法。     

关于李陵的评价问题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生年无从稽考,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卒于匈奴。他是西汉著名军事将领李广的长孙。在他的前半生,曾五次带兵北抗西戎,官历侍中建章监、骑都尉;在他的后半生,则默默无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李陵在历史上并无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人之所以论及他,多半是出于对司马迁的研究。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败降匈奴辩护而被汉武帝下以蚕室。在有关论述和古今一些戏剧中,李陵被涂上了“民族败类”的色彩。这是失之偏颇的。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责任问题①,意在重评李陵,但似失之全面,不足以审明陈案而还李陵的本来面目。因此,有必要略述管见,求教于方家。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关于华国锋的评价问题

评价华国锋,有一件事情应该澄清,即华国锋是否有意阻碍邓小平的复出。当时,华国锋对此的原则是,应该恢复邓的工作,但要时机成熟,逐步来。总的来看,华国锋并没有蓄意阻碍邓小平的复出,邓此次的复出也没有花费更长的时间,此外,华国锋还不断采取措施改善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处境。     

关于杨么的评价问题

<正>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是则是,非则非,切不可因褒其功而讳其过,又不可因贬其过而掩其功,更不可颠倒其功过是非。最近几年来,我在研究南宋初年农民起义的历史时,曾接触到不少史料,发现杨么这个人的历史形象,并非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巍然高大,那样白璧无瑕,而是过大于功。特别需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把一个有亏于民族大节的人,当作农民起义的英雄而加以歌颂,是否恰当?下面,我把自己粗浅的看法谈出来,向学术界和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同志们请教。     

关于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关于唐绍仪的评价问题

唐绍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跨跃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清王朝,经历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晚年滞留于已沦陷日伪之手的孤岛上海.最终死于非命。他浮沉于宦海政坛五十余年,曾涉身于若干重大政治风暴与漩涡之中,加以海内外交游广泛,人际关系复杂,使他成为清末民初这个特定的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从而涂抹了一层历史赋予他的特殊色彩。评价唐绍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是对一个具体人物评价是非,而且还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因此,必需注意到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他的复杂而矛盾的人生历程,并着眼其一生中的主流大事,而不应纠缠在某些传闻的细微末节。     

关于张作霖的评价问题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既非名门”出身,又“无特别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仅一草莽英雄,受清廷招抚后,由一清军管带而至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后,因缘时会,又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省督军、东三省巡阅使,进而称兵关内,问鼎中原。最后竟自封为北京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居然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如从1911年冬张作霖开始     

漫论左宗棠

晚清待读学士潘祖荫在（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中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中国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就其一生活动考察,应该说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派,洋务运动中的主力派,“塞防”与“海防”之争中以“塞防”为先的兼顾派,中俄伊犁交涉中的抗俄派,中法战争中的抗法根。在上述几次反侵略斗争的怒涛中,他都起到了中流硕往的作用C也有人说,他还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这也是事实。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诸如岳飞这样伟大的民族英雄,也镇压过农…     

史念祖笔下的左宗棠

近来史学界的一些同志对左宗棠的评价和曾国藩、李鸿章截然不同,甚至说左是爱国的,曾、李是卖国的。虽然左也同样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但他晚年收复新疆,立了大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功足补罪。董蔡时同志写的那本《评传》,对左氏晚年事迹从丰富的史料中采取对比的手法,首先把左和林则徐对比,又把他和曾、李对比,指出左和林是爱国忠君的,曾和李是卖国忠君的。实际既卖国也就不能算     

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与批判朱熹的哲学思想,给以适当的评价,这对于清除封建思想毒素,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很有必要的。     

左宗棠与中法战争

左宗棠的一生经历了自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期间急剧变化的年代。他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稔军、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等农民运动,大肆残杀起义人民,由此起家,跻身于清统治集团,成为清王朝一名封疆大吏。但是,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祖国面临危难的时刻,他却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力排众议,率师出关,一举收复新疆,粉碎了英、俄帝国主义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为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法战争时期,是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在祖国西南边陲处在被侵略的严重关头,左宗棠不以风烛残年为虑,不顾衰病交缠之苦,力主抵抗,反对妥协,致力于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事业,最后在福建抗法前线去世,为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作出了贡献,在他一生中写下了值得赞誉的最后一页。     

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若干问题

<正> 目前,史学界就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这是大家所一致公认的。那末,它是否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下面主要就与此有关的若干问题谈点个人的粗浅看法。一、关于判断反封建性质的标准问题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这是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问题,     

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

方腊是个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这是毫无疑问的。方腊的出身问题,在六十年代以前也没有引起争议,一般都认为他是个“家有漆园”的中产之家,即中小地主。虽然《桂林方氏宗谱》早已为人们所知,但是,人们并不相信该宗谱所说的方腊是“佣人”的说法。然而,从七十年代以来,方腊出身雇农说盛行一时,很快成了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为了弄清这个学术问题的是非,我想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浅见,欢迎批评指正。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论战

一九六四年,我国学术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过程中,广泛、热烈地展开了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在哲学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内就一系列原则问题进行了大论战。其中突出的,是对“合二而一”、“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写中间人物”等等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展开了尖锐的批判。这场论战的性质是: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为资产阶级以至地富反坏右服务?究竟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究竟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鼓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 目前,这些论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根据对一年来全国主要报刊的不完全统计,仅批驳“合二而一”、“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写中间人物”以及关于“李秀成评价”的文章,即达600篇左右。参加论战人数之众多、影响之广泛以及意义之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在这次论战中,对不少谬论的批判已经走出书斋。特别可喜的是,不少工农兵、基层干部都以亲身经历、生动的实际材料,有力地批驳了这些谬论,并且写出了不少具体、实际、生动、旣说明问题又解决问题的好文章。一年来除了对若干重大问题展开学术批判外,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还对其它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这新的一年,为了帮助读者回顾和了解一九六四年的学术讨论情况,我们特请一些同志,就若干主要问题,作简要的综述,供读者参考。这次综述由于时间仓促,内容方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因篇幅所限,全文分两期登完。     

关于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评价问题在价值论中的地位 评价,顾名思义,就是对价值的评估、评定、评判、比较、预测;总之,是对价值的观念把握活动,是人们把握价值的一种形式。评价作为把握价值的对象性活动,必然涉及到它与对象即价值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评价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就是价值论的基本问题。 众所周知,价值主观论和客观论是西方价值论中长期争论至今仍未停止的论战,透过他们的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看到,根本的分歧是对评价和价值的关系作如何的回答,认为价值评     

关于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

说到历史进步,必然要涉及评价。评价主要有历史评价和价值评价。就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两种评价是一致的;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针对的特定问题而言,两种评价又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一致。在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进步?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坚持价值评价应当服从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要轻视以至排斥价值评价,而是旨在合理地对待价值评价并正确处理好两种评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种评价并非是彼此分离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贯通的。马克思对经济学史上西斯蒙第和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争论的有关看法,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历史进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进步问题上的"崇高"与"鄙俗",应当给以合理的看待。     

关于胡汉民评价问题的讨论

在广东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史学工作者就胡汉民的评价问题作了讨论。有的同志通过评述胡汉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活动,认为同盟会成立前,胡汉民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同盟会成立后,胡汉民担任本部秘书、评议员,又主编《民报》,在《民报》第一号上,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揭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在第三号上,发表了胡汉民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其中前三条:(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首先完整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由他主编的早期《民报》,通俗、明白地宣传了三民主义,奠定了与保皇派论战胜利的基础。从一九○七年初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胡汉民随孙中山赴南洋,担任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参与策划领导了南方各次起义和南洋与保皇派的论战,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理孙中山的工作,成为这一时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后,又组织北伐,改选广东军政府,对发展全国革命形势,巩固广东政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辛亥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