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发生

民初“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现象”。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传统的文化积淀和渐进的西风相遇、冲撞、融合,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新旧杂糅的读者。“鸳鸯蝴蝶”正是民初文人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轻松消遣之作。文人的主体地位使他们试图有所超越,但又陷入了传统的伦理规劝中。     

鸳鸯蝴蝶派小说观新探

卢卡契在《健康的艺术还是病态的艺术》一文中指出:“文学史和艺术史是座广袤的公墓,在那里许许多多的艺术才子安息在理所当然的遗忘之中,这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没有寻求和没有找到与人类前进课题的联系,这是因为他们在人类处于健康和腐败之间的生存斗争中没有站到正确这一方面上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派)是个庞杂的文学派别,其中有些“艺术才子”始终没有找到与人类前进课题的联系,有些最终找到了与人类前进课题的取系,对他们特别后者我们不应该遗忘,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其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悲剧性阐释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叙事方法上也是有很多积极的方面的。最明显的就是它在作品结局上的悲剧性安排,就不同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这与中国人传统的惯于＂曲终奏雅＂的欣赏模式和崇尚＂中庸之美＂的社会哲学是极为矛盾的。虽然鸳蝴派作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段,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认知以及这种独特的结构处理方法却推动了悲剧意识在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确立,意味中国小说在审美意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审视“鸳鸯蝴蝶派”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文学失去了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文化史)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失之公允。鸳鸯蝴蝶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它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作家之众,作品之丰,影响之大,独领风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小说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巨大变动 ,从“小说界革命”到鸳鸯蝴蝶派 ,小说观念由新民救国回到游戏消遣 ,这既有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也缘于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鸳蝴派小说观念在当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     

冷炒“鸳鸯蝴蝶派”

当年 当年,也就是本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中国工业大都市上海的兴起,广大市民在文化上有了新的需求,鸳鸯蝴蝶派便应运而生。 平襟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关于“鸳鸯蝴蝶派”一词的来源,据我所知,有这样一段故事。……记得在1920年某日,松江杨了公作东,请好友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叙餐。……正欢笑间,忽来一少年闯席,即刘半侬也。……刘入席后,朱鸳雏道:“他们如今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杨了公因此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诵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逢此四字喝饮一杯,合座皆醉。不料隔墙有耳,“鸳鸯蝴蝶     

鸳鸯蝴蝶派的“工厂式翻译”

鸳鸯蝴蝶派因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位置,使得该派翻译活动一直未能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运用约翰.弥尔顿＂工厂式翻译＂理论,通过分析该派译者的译本选择、产生、传播及影响等环节,认为该派的翻译活动属于典型的＂工厂式翻译＂模式,其翻译模式的形成与译者的诗学观念、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翻译的商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统的与异端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再认识

本文认为：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它与文学史上公认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思想，而不在于形式，它所倡导的文学的娱乐功能正好弥补了中国现代小说重社会功利的偏颇。只要承认文学的审美作用中包含娱乐功能，鸳派小说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谈“鸳鸯蝴蝶”派及其文化命运

本文论述了"鸳鸯蝴蝶"派的发生发展概貌,以及新文学倡导者对其批评,考察这一曾在文学史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小说流派的历史、文化、命运,并对现代文学的批评心态问题提出疑问.     

鸳鸯蝴蝶派与消闲文艺

鸳鸯蝴蝶派与消闲文艺吴中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促使新文艺的蓬勃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旧文艺会自行消亡。只要旧的社会基础还存在，只要具有旧情趣的读者群尚未消失，旧文艺总会延续下来，而且在某些时候，生命力还相当旺盛。五四以后，鸳鸯蝴蝶派文艺的长期存...     

鸳鸯蝴蝶派的编辑策略与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

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创作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存在遮蔽,以致影响了其价值论定,鸳蝴派报刊的编辑策略则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一方面,鸳蝴派报刊编辑通过影像推介、名家评论等策略对女性小说家进行"包装",打造她们的媒介形象;另一方面,尽管女性小说在整体上可以看作鸳蝴派编辑理念的话语实践,但个别文本已呈现出对鸳蝴派男性叙事的"越轨",正是在对以本土资源为给养的鸳蝴派的模仿与超越中将女性小说涌向了现代门槛,提供了文学现代转型中"五四"范式之外的路径。     

由《小说季报》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嬗变

被文学史遗忘的《小说季报》集中彰显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嬗变.基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和”语境体验,他们将“导世牖民”作为办刊宗旨,与此同时,却又认同于传统小说观念和娱乐化的写作方式,这使其创作呈现出多元面相.《小说季报》中的老派鸳蝴作家在现代语境的压力下,悖论式地解构了他们营建的古典文学世界,而新生代鸳蝴作家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些嬗变特征的发掘可以修正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笼统印象.     

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

鸳鸯蝴蝶派的兴盛与近世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娱乐休闲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给予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安身立命之处 ,促使他们由传统文人向新型市民作家转变 ,从事着小说创作、翻译、报人等与之相关的自由职业。同时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色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传媒角色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特点的形成 ,促使其小说创作在对传统的守陈中产生了新变     

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

"五四"以来,迎合小市民的情趣以及格调低下一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遭受批判的焦点,也是他们所背负的主要罪名.然而,如果深入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才在文化姿态上实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转变.     

对鸳鸯蝴蝶派的反思

一、硬夺来的读者群终究还出去了当前流行的通俗文学热,有些同志愤慨地说,是鸳鸯蝴蝶派的卷土重来。这话有其说中要害的一面。原先鸳鸯蝴蝶派的四大题材支柱,宫闱、黑幕(公案)、武侠、言情,都先后在读者当中找到了它的热点。新武侠小说热和琼瑶热,几乎震惊了文艺界。尽管它们是从港台移植到大陆来的,但实质上,它们确实是反映了武侠和言情题材的新发展;而那些大量的包括描写旧社会诸如绑票等案情以及当今社会破案作品的流行,则几乎可说是不折不扣地在大陆土生土长的新公案小说,一直到最近兴起的皇帝热。历史曾经走过的路,终于在几十年以后开放的今天重新走了一次。     

剪不断，理还乱——南社与鸳鸯蝴蝶派关系初探

南社和鸳鸯蝴蝶派,一者肇始于清末,一者兴盛于民初;一者慷慨激昂,一者柔情旖旎。多数研究者更强调二者之间风格的迥异而未能注意到其间诸多剪不断的联系：在队伍构成上。二者相互交叉;在文化气质和行为作风方面．二者颇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其小说创作方面．二者又有惊人的相通之处。而这一切。缘于他们同属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保守主义者。     

关于包天笑的“鸳鸯蝴蝶派“问题

从文学流派的角度审视,旧说多认为包天笑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本文在搜集较多资料的基础上,首先界定"鸳鸯蝴蝶派"的基本概念,再从作家的译绎和写作实践、创作道路历程,结合作家的<回忆录>、自白及已有的不同看法,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流派的总体倾向,做具体的分析研究,认为说包天笑是近现代"旧小说的押阵老将"、"白话通俗小说家"是合适的,而把他列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则不尽符合事实,未必妥当.     

灌输中的“情”与“理”

向学生灌输革命理论,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法。灌输绝不是不允许学生思考问题,更不是强迫学生接受,灌输是进行教育,进行引导。 马克思说,不仅探索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列宁也说不赞成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启示我们,对学生进行革命理论的灌输工作,既要积极认真对待,又要注意方法的科学性。那种放任自流和强制性、“填鸭式”的硬灌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如何灌输呢?虽然学生的情况不尽相同,在具体工作中,也定会出现纷繁复杂的情况,但是,不管情况如何复杂变化,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理交融,是贯彻灌输原则的有效方法。     

汤显祖与明代复古派文学思潮

汤显祖登上文坛之际正是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兴盛的时期,他与复古派的王世贞兄弟的矛盾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故意夸大。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诗、文与戏曲理论差别较大。在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尊情观,对公安派有明显的影响;可诗学理论则受李、何格调派影响比较明显,与王世贞兄弟分歧甚小。汤显祖整体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