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中国古代戏曲传播史论之十二

花部的兴盛代表着"终以昆腔为正音"的精英文化的式微,"桑间濮上"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这一情况表明,不可抗拒的大众化浪潮,业已席卷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耳目视听。而扬州,作为花部兴盛这一艺术史现象的地理起点,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架设起了最适宜的温床。与上层统治者之间暧昧的关系、仕与商的积极运作、繁荣的商品经济、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以及市民观感上的崇尚新奇刺激,迎合了花部的生长规律。多种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合力催生了花部的全面繁盛。乾隆以降,案头的戏剧逐渐呈现出为场上的戏曲所替代的趋势,一个新的艺术生命在民间的滋养与哺育下绽出了蓓蕾。     

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以礼代理”的修身治国之道;提倡仁爱、“絮矩”和“改过迁善”的理想人格;主张变通、发展和创新,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实现人生价值。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在当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清初扬州诗学思想略论

清初,扬州诗人孙枝蔚、汪懋麟、吴绮、吴嘉纪、冒襄、雷士俊等以其特有的人格精神和有力的诗学实践,构建了以学问为前提、以性情为根柢、以自具面目为旨归的诗学思想,在当时空疏不学、拟古而伪、尊唐黜宋的风气之下,独树一帜,卓荦不凡。     

清初扬州诗学思想略论

清初,扬州诗人孙枝蔚、汪懋麟、吴绮、吴嘉纪、冒襄、雷士俊等以其特有的人格精神和有力的诗学实践,构建了以学问为前提、以性情为根柢、以自具面目为旨归的诗学思想,在当时空疏不学、拟古而伪、尊唐黜宋的风气之下,独树一帜,卓荦不凡。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清代皖志的发展——以明清皖志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重要方法。以明清皖志比较为例,分析了清代皖志的地位、特点。清代皖志是在明代方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明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也有较大发展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体例更加完善,为后世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

公民私录视听资料是一种重要的诉讼证据,但我国现行立法对公民私录视听资料的法律性质欠缺准确界定,从而使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明作用受到了限制。本文对当前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做了一定的评价,从而认为对公民私录的视听资料审查应区别地承认其合法性。     

略论《世说新语》志人特质及其影响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文言志人小说的典范之作。本文认为,该书的志入特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人物必须真实;二是时间（年代）必须真实;三是记事（情节）必须大体真实,即大体符合人物塑造的需要。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小说文体的确立,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长篇小说创作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明显受到《世说新语》的影响。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同治增修南部县志》略论

四川省南部县有五部旧志,各有异同,其中尤以同治增修的《南部县志》最为全面,对南部县地方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对研究地方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中更是不可或缺。     

清代扬州学者方志学成就简论

清代扬州学者在方志学方面曾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积极投身地方志书的编修实践 ,深入展开方志理论的研究探讨 ,努力从事旧方志的整理利用 ,取得了足堪称道的成就 ,使之成为他们煊赫辉煌的学术文化成就的组成部分。对此方面成就作系统总结 ,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和评估扬州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 ,有裨于对中国方志学总体成就的认识 ,并促进今日之方志学的研究和发展。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中国地方志目录学整理述论

探讨了中国地方志目录源流、类型、著录形式及其著录方法。在回顾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目录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这两个时期的方志目录学成就作出简要评论。     

论巴渝方志民俗文献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巴渝主要指重庆市及周边地区,是巴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其方志记载的民俗内容是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至民国的巴渝方志目前能看到的有30多种,其中除少数方志外,大多数巴渝方志都记录有民俗内容,包括冠礼、婚礼、丧礼、节序等。研究发现,冠礼在巴渝久废,但在古代巴渝男女成婚前一日,为男命字,为女加笄,是为加冠,但只通行于乡绅家庭。婚礼中的六礼在巴渝各地不尽相同。丧礼中的“复山”为古代部分巴渝地区独有民俗。节序中的“倒牙”流行于川蜀而不流行于巴渝地区。从中可以看出,巴渝方志民俗文献有其研究价值,不仅能从巴渝方志中考察民俗演变过程,还可以从中找到演变原因,探讨巴蜀民俗的异同,其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     

海南方志揭疑

海南古代地方志内容庞杂,时有舛错乖谬之处,后世学者袭此谬误亦每有误判误读。论者 特据阅读所及摘取其中几则加以辨释。     

论清代扬州学派的扬州地方史研究

清代扬州学者在扬州地方史的研究领域成果显著 ,其主要工作包括广搜史料、考辨史实、贯通古今、提供借鉴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扬州历代政区沿革及运河变迁的探讨、扬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扬州历史遗迹的考证与保护、扬州地方志书与地方通史的编撰等方面。在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中 ,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对扬州地方史的研究又各有重点和特色。这对于我们从事区域史研究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有一定参考价值。     

方志人物类目探研——以湖北省旧志为例

人物志历来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旧方志在人物类目划分上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对这些类目进行整理归类。湖北方志人物类目划分为十大类，统计出高频类目，并归纳出湖北方志人物类目特征。如类目划分融入儒家思想、类目表述不一、且过于集中于几大类等。     

续志创新刍议

修志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之一,我们在编修方志时,在批判继承和借鉴优良传统的同时,应据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从实际出发,在篇目设计,主述内容等方面应有所创新,赋予这一古老传统以时代的生命。     

论陕北方志存录诗歌的文献价值

现存陕北古代方志中存录了大量的古代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是陕西地域文学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古代文人的迁徙流动与诗歌创作、辑佚与考定古代诗歌作品、某些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文学时地关系及陕北历史、民俗、地理、矿产、考古等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陕北方志中的文学文献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