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经济学的兴衰及其启示

随着里根政府逐渐背弃供给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再次东山再起,供给学派失势了,供给经济学衰落了。现在,人们对它横加指责,将它说得一无是处。不仅一直反对供给学派的人批判它,就连供给学派内部也开始分化,出现了叛逆者。原来曾是坚定的供给学派的美国“伊文斯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迈克尔·伊文斯,现在也反戈一击,专门写了一本     

行政成本的界定及控制途径

本文主张以成本的形态为标准,把行政成本划分货币形态成本和非货币形态成本,然后再将货币形态的行政成本细分为人力资源成本、物资成本和管理成本,非货币形态成本细分为机会成本、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其次,从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理顺行政关系,再造行政工作流程,提高行政人员素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行为中的不确定因素,使政府行为更具有规范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全面地论述了控制行政成本的途径。     

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

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基础是市场经济,它的制度环境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作出制度安排,对整个行政模式、行政体制进行整体重新建构。制度安排的底蕴就是规范的供给,一方面政府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提供规范;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的行为和公共政策供给也是规范的。而一切规范的根据就是政府的公共性,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政府公共性最为直接的体现是政府的规范体系和行政行为系统的公正性,行政行为和公共政策的公开化和依法行政又是公正性的必要保障。制度安排所要实现的是制度供给。在政府的实践运作层面上的制度供给主要表现为坚持利益导向;定位于为人民服务;廉价、廉洁、高效;保证自由秩序;提高政府能力。     

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成本的控制路径探微

我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较高的国家之一。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不仅会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阻碍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也会降低行政管理的效益,损害政府的形象。因此,有效控制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的基本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必然。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路径选择是:树立效益观念,强化成本意识;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会关系;强化预算约束,规范财政支出;推行电子政务,建立网络政府;弘扬经济理性,重塑企业化政府;健全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     

论行政效益

行政效益是政府行政活动所获得的行政收益与所耗资源的比较.行政效益与行政效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政府行政活动要讲求行政效益,以最小的行政投入,获得有益于社会的最大的行政产出,是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讲求行政效益,能够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效益的途径主要有政府及政府官员要树立行政效益的观念;要精简政府机构,倡行节约,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减少政府公共产品生产的废品.     

我国行政成本畸高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是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造成行政成本畸高的原因主要有:政府行为的垄断性质;行政绩效评估操作困难,行政成本观念淡化;行政体制不完善;现行财务预算制度弊端及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有效治理:引入竞争机制;强化行政成本观念,树立科学的成本效益观;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强化改革力度;强化预算约束,建设透明政府;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等。     

论适度政府规模

衡量政府规模影响的标准很多,政府的行政成本是其中之一;而影响行政成本的原因诸多,政府规模也是其中之一,二者相互的关系如何协调,如何在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前提下,建立适度的政府规模;如何在保持政府规模适度情况下,起到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效果,这是本文试图要解决的问题。     

论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与发展趋势

宏观经济学自开创以来其理论和假设经历了各大学派的争议和演进,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各学派相互交战的历史过程,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由此得以不断开拓、健全和完善。宏观经济学围绕着是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决定需求,以及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的争论产生了几大著名的学派,先后有:古典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历程中,需求管理论与供给管理论的统一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只有实现需求管理论与供给管理论两者的并重才是实现供需均衡这一目标的良好手段与方法,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在争论与对立中最终必将走向合流。     

我国行政成本问题的再审视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在管理过程中忽视对行政成本的考察,由此引起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瓶颈。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指出：“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有关行政成本的讨论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此从行政成本内涵的剖析入手,分析了我国行政成本的运行现状、形成原因,并提出树立成本效益观,建立法治政府、高效政府、廉价政府的对策。      

科斯定理对职能转变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启示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政府职能转变和减少行政干预的认识,用科斯定理对当前政府放权、政府监管、政府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匹配、权力制衡、福利补偿机制等措施有利于提高政府职能转变和减少行政干预的成本,提高效率。因此,运用科斯定理有助于思考如何提高政府职能转变和减少行政干预的绩效。     

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证成及应用——兼谈《行政许可法》的修改与完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要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重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结构,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衡量行政审批的标准,方法上具有客观性;作为行政审批活动的依据,价值上具有中立性;在行政审批活动中运行,程序上具有公开性;为行政审批提供参考指标,操作上具有科学性。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在学术上有充分的理论支撑,域外的相关做法也提供了制度镜鉴,当前我们的改革也留足了操作空间。进一步,要适时修改《行政许可法》,为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制度改革提供依据,通过法治的方式推动成本收益分析用以明确行政审批标准、优化行政审批程序以及完善行政审批评估。     

论农村公共品资金供给方式创新

乡镇级财政困难导致农村公共品严重短缺。从乡镇级政府行政的成本—收益比较看,当前该级政府的行政收益远高于成本,过多的“吃饭”负担占用了提供农村公共品的公共资源。为了解决公共品提供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也考虑到行政管理层次设置的合理性,应该考虑在今后若干年内撤销乡镇级政府,将公共品提供职责上收到县级政府,通过建立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带有地方特色的公共品,从制度上真正解决农村公共品提供的资金短缺和供给方式问题。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制度供给比较研究

服务型政府是基于服务行政理念提出的公共行政体制概念。西方国家提出服务行政理念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诉求/参与—回应—责任"模式的民主行政体制目标,是因为原先的官僚行政体制与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冲突,也是因为基本的政治制度能够满足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制度供给需要。中国提出服务型政府理念和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服务型建设的民主行政体制目标,却是因为整个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当下,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缺乏相关的政治制度供给,因此,加强相关政治制度的供给,不仅是继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的迫切需要。     

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困境及其出路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问题不仅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还一直是我国政府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治理顽疾。在我国积极构建节约型政府进程中,虽然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水平已有所提升,但在聚集普遍性、非法性、非公开性、灵活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于一身的“潜规则”情态下,依然面临着制度缺失致使权力异化、观念障碍导致认同困境、监督主体责任致使监督走样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价值取向纠结等多重困境。要破解诸此困境以寻求治理出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牢固树立规范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并致力于夯实群众对节约行政成本的认同基础;同时不断加大行政成本信息的公开力度,确保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而且还需不断提高民众的综合监督素养,并注重运用一定策略来排除行政成本控制过程中的价值困扰。因此,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需要一个整体性治理的过程。     

政府成本控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政府成本控制是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控制与降低政府成本,优化成本结构,有利于提升政府绩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在新公共行政体制下,政府通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合理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实现决策与执行相协调,创新行政组织结构;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约束,可以有效控制和降低政府各种成本.在政府管理系统内,通过创新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机制,运用流程再造、政府超市、政务公开、电子政务等先进的管理手段,能够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中,确立市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克服政府垄断导致的制度缺陷,实现公共资金的价值最大化.福建省地方政府在降低政府公共服务成本过程中,采取多样化的市场化工具和形式,锐意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目前,改革深化呈现出向部分公共服务提供主体,政府对自身提供的内部服务,向社会发展领域的市场化拓展的发展趋势.公共财政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制度改革实践作为规范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一种方法,为政府成本控制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当前,在各级政府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过程中,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会计集中核算、绩效审计等项制度的改革,是有效控制政府成本的重要举措.     

“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基于T市四部门的调研分析

"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从政府和社会层面解决激发社会活力、维护市场秩序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问题,根本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改革顶层设计过程,既体现了我国行政改革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也内含了行政理念、行政方式和行政模式转变的深刻逻辑。通过总结T市"放管服"改革经验做法,发现T市存在观念转变不彻底、放权过程不到位、配套政策供给不足、技术应用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由此提出严格政府放权过程,优化权责配置;扩大监管政策供给,加强审管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落实;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放管服"改革优化路径。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问题透析及路径选择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制度供给不足.为此,需要合理定位事业单位的性质,在厘清政府公共服务角色的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强化制度供给的能力;同时,通过深化理论探索降低改革的不确定性,完善制度激励和约束保障机制,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进而强化制度供给的意愿.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论降低行政成本——信息技术与行政成本的关系分析

政府独特的地位决定了其自身缺少成本管理的动机。现代信息技术与政府行政成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既可以改变行政成本结构,影响政府组织结构和公务人员素质,也可以渗透到整个行政过程之中,直接影响管理成本,成为人们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工具,同时。对信息技术的不当利用也会导致行政成本的增加,政府形象的贬损,要利用信息技术降低行政成本关键在于如何将信息技术与成本管理有效衔接。     

以政府绩效评估推进行政责任机制建设的内容与途径

政府绩效评估是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责任和顾客导向为理念的改革策略,是持续改进行政治理绩效、落实行政责任的有效工具。政府绩效评估吸纳社会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强化政府内部责任配置,有助于完善行政外部责任体系与内部责任机制。依托政府绩效评估推进责任机制建设,须优化政府内部治理,强化结果导向下的内部分权;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合理实施绩效评估奖优罚劣;推行问责机制,凸显绩效评估的公众本位;健全绩效传导机制,实现绩效评估的战略导入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