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山水诗的审美类型

朱熹的山水诗因时因地因景的不同,形成了五种主要类型。“征鸿浮萍型”尚情而乡思绵邈,“空际虚堂型”尚意而冲淡闲静,“苍崖碧涧型”尚境而清幽野逸,“骋望遐观型”尚气而宏放高远,“寻春觅源型”尚理而趣味渊深。类型的丰富多样显示了山水诗大家浑涵万有的气象。在这五种审美类型中,“苍崖碧涧型”与“骋望遐观型”属于典型的山水诗,前者饶有画意,多呈阴柔之美,后者纪游性强,富有阳刚之气,两者俱是山川形胜和文化人格催生的结果,展现出闽赣湖湘的山形水貌及其精神气韵;而“寻春觅源型”诗歌以终极的价值关怀和对生命哲学的诗意化思考超越了一般山水诗的表象之美,标志着宋诗审美内涵的丰富和理性层次的提升。就朱熹山水诗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而言,其成就与苏轼、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差可比肩。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求道、为诗与作人——朱熹研究刍议:一种生存论的观照

本文对朱熹的求道,为诗、作人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从中悟出人生的真谛。     

旧学新知——朱熹思想及其价值综论

当代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巨大变化的崭新时期;各国人民面临着相近相通的社会问题、思想困惑和精神挑战。为了超前和卓有成效地应对现实与未来,我们需要从历经数千年深厚积淀的历史文化宝藏之中汲取思想智慧和正负面经验,以此作为创造中华民族未来新文化的本土精神根基,进而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现代化事业。为此,我们需要对国学的核心内容——儒学、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进行批判性认知和建设性阐发,以便深刻体认朱熹博大精深的思想脉络,完整辨析他的学术品格与良知美德,全面认识其核心话题的价值,切实领会其伦理道德的意义,觉解其经学哲学的精华,理解并批判借鉴其有关改善政治经济的思想之道,把握并光大其为人为学的闪光特征,进而取得自下、自迩、累土、足下的社会体用功效。     

朱熹理学体系研究

朱熹继承了北宋以来的儒学思潮,对北宋五子之学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创新,同时兼采众说,建立起一个前无古人的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理学体系的基本构架就是由互相联系、两两相对的范畴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系统,即理与气;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道心、人心;公与私;义与利;王道与霸道.     

朱熹文章学及其理学特点

朱熹的文章学是其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作家修养论、认题立意论、结构论、行文论、文章风格论与文道观等几个方面组成。受其理学家身份的影响,他的文章学与古文家的理论明显不同,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作家修养与心性论相联系,强调作家只有通过心性涵养来提高自己修养,才能创作出平易自然之文;二是为了文章所言之义理切于日用,强调创作平易自然的文章;三是将明理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认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根于义理而创作的文章必然词气高妙。     

朱熹理学的传播与徽州和谐社会的建构

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得到传播与实践,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理学的精义通过教育得以传播并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思想学说必然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朱熹晚年思想

晚年(60岁以后)朱熹以道心为道体,强调"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主张"此心虚明,万理具足,外面理会得者,即里面本来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达道耳"。可以认定,朱熹晚年走的是孟子心学的理路,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心学而非今人所谓"理学"。     

为有源头活水来——朱松道学思想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宋代名臣,也是道学中人。朱松虽然没有创建系统的道学思想,但也经历了一个从求道、体道再到行道的过程,体现了从"仁义"到"天理"的道学思想发展进路,在宋代道学发生史中具有代表意义。朱松的道学思想是朱熹理学得以形成的一股源头活水,这种家学传承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李滉对朱熹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李滉(退溪)对朱熹理学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李氏对朱子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创立了一个以理气二物说、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格物说和敬学为核心内容,以主理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

朱熹从理学立场和唯心史观出发 ,对汉唐以来的中国历史予以全盘否定 ,对《左传》、《史记》以下史书予以总体否定 ,对读史治史表现出鄙薄和反感 ,从而将理学学派重经轻史倾向推向了极端。这对南宋乃至此后历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20世纪朱熹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的朱熹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道观、《诗经》学和《楚辞》的研究方面,从总体的研究趋势来看,人们渐渐改变了对朱熹的文学思想的偏见,注意到他对文学的重视,并对朱熹关于文学的艺术性的论述有所揭示,间又涉及到朱熹的艺术理论的探讨,但在朱熹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包括三个重点对象：选诗（先唐诗）、唐诗和宋诗。其论诗范围已涵盖到当时为止的全部诗史。朱熹特别重视选诗,认为选诗是后世诗人应该仿效的典范。他最早对陶渊明诗的平淡风格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对于唐诗,朱熹强调应以李白、杜甫为典范。他肯定李、杜诗中遵循选诗法度的、风格平正稳健易于仿效的部分。他虽然最为推重先唐诗自然朴素的风格,但并不一味的厚古薄今,对唐、宋的主要诗人多有肯定。朱熹的批评含有针砭当时诗坛风气的现实意义,对后代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论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

流浪是文学书写中的传统母题,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主要体现为远方的追寻者、徘徊的怀疑者及无力的漂泊者三个方面。正是在“茫然的时代”“异质的文化”和“艰难的寻根”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呈现出了一定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此外,朱英诞还以诗意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回答了如何面对和解决流浪这个命题,即诗意地栖居与冷静地旁观。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     

谈朱熹音乐思想的崇古与创新

朱熹好琴,精于乐律,著有不少谈论音乐的文章,其提倡雅乐的思想具有崇古性,其提出创办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的思想又具有创新性。     

朱熹误读佛教之表现及其原因

朱熹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面极为广泛,但朱熹对佛教的理解具有肤浅性、对佛教的评价具有片面性等特点;朱熹对佛教的理解和评价之所以表现出肤浅性和片面性,在于朱熹以常识而不是以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在于朱熹以儒学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