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

很多专家、学者对"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作了明确的界定,但都不同程度存在些问题.笔者认为,"香港文学"是具有华人血统的香港作家用华文所从事的各种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文学因素;"香港作家"是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不管现在或以前居住在香港还是国外)最后的落脚点在香港、具有华人血统并用中文进行写作、曾出版过文学作品或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包括文学评论和翻译著作的作家.     

“过渡期”的香港文学

人们习惯于把1984年12月19日至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日的这一段倒计时数的读秒时刻，称为“过渡期”。在这历史的“过渡期”中，香港文学本身的香港特色日益鲜明，硕果累累，举世瞩目，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进入“过渡期”后，香港作为联结海峡两岸乃至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加强了。香港作家立足香港，放眼于全球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文学圈，成为沟通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的文学桥梁，同时也是沟通五大洲所有的华文作家的一座桥梁。可以这样说：香港文学在“过渡期”的最重要的…     

香港文学中的“九七”情结

在经过两年多谈判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届时，香港将结束自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来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此外，联合声明还宣布了中国1997年后将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规定了中英双方在过渡时期中应密切合作以实现平稳过渡。这一引起世界舆论高度重视的重大信息经过传媒为香港居民迅速获悉后，绝大多数居民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相庆。敏感的、具有文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     

香港“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述评

香港“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述评艾晓明前段，在香港由岭南学院中文系，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１９９６年“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是一次颇富成果的大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新加坡、台湾和中国的学者，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     

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关于香港文学的“本土性”及其相关话题

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这是它的普遍性。但是 ,由于地域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和现实发展的因素 ,香港文学又葆有自己文化内蕴和外在形态上的某种特殊性 ,或叫“本土性”、“香港性” ,并因香港的国际性大都市地位 ,把香港文学推到世界文学的地位。     

香港文学研究在香港

有人断言,“香港文学在香港,香港文学研究在内地”。此话并不全面。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比内地还要早。还在内地闭关锁国的１９６４年,罗香林教授就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过《中国文学在香港之发展》的专题报告,不过他谈的是在香港的中国文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且当时还未有明确的“香港文学”概念。到了１９７４年９月,吴萱人在《学苑》发表了《２０年来香港文学的嬗变》,从宏观上论述了与内地文学分流后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变化。１９７５年７－８月,香港大学文社主办“香港文学４０年文学史学习班”,编印了《…     

香港学者的香港文学研究

香港文学研究的对象,是香港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等等,但主要是文学作品。有相当多的人认为,“５０年代之前,具有‘个性’的香港文学,尚未具体形成”,此前的文学只不过是中国新文学在香港的直接延伸,具有“香港个性”的香港文学要在５０年代以后才逐渐发...     

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香港,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具包容性的空间。一方面,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形成了香港文坛左右翼的对峙,但这种对峙的特定表现为,左右翼阵容不仅在文化、文学层面上都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而且在香港扮演"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上皆有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文坛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左右翼一时的强大并未影响香港体制的改变,所以,战后香港文学接纳了被内地左翼文学排挤的其他新文学传统。此期的香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化"殊途同归",现代派文学则扮演了政治突围的角色,独立的"香港意识"得以发展,香港文学"主体性"得以建成,由此逐步产生出新的香港文学范式。     

“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

1993年6月8日至10日,首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日本等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史的地位、诗赋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家族、文学与宗教、文学特殊现象以及文学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0位中国大陆参加了研讨会,我刊主编、教授     

秦牧与香港文学

香港——秦牧文学生涯的摇篮 1919年8月19日,秦牧生于香港的一个姓林的侨商家庭。父亲祖籍广东澄海,给他取名阿书,学名林觉夫。3岁时秦牧便随父母飘洋过海到了新加坡,直到12岁时才回国读书。他自己说,“我生在香港,长大于新加坡,在海外度过我的童年,12岁时才回到祖国,算得上是个小华侨”。幼儿时期的秦牧不可能对香港留下什么记忆,就是少年时代回国途中曾在香港稍作停留,也不可能有深刻的印象。真正对秦牧一生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是青年时代在香港念高中的那两年。1936     

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简论

香港向被称为东方之珠,但如果从东方文化这一特定的角度考察,则未必始终是一颗色泽亮丽的明珠。如果说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基本上没有脱离中华文化的母体,那么,同样是由于政治原因,自中国大陆基本中断了与西方世界和平对话的五十年代初期始,香港在文化上真正开始了与自己母体的疏隔。此后,英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便是以现代西方文化对此一空间的传统中国文化作了十分现实的改铸。而这种改铸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     

“宋云行纪笺注”读后

馮承鈞遺著“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六編(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有沙畹撰的“宋云行紀箋注”。宋云行紀是极可宝貴的第六世紀西域史料。沙畹是資产阶級东方学家中掌握实际材料較多的。馮氏譯文之謹严精审,更是讀者所素悉。这样的史料应該是比較令人滿意的。这里的“宋云行紀”出自“洛阳伽藍記”卷五。沙畹以“津逮秘書”本为主,参照了“汉魏叢書”本等,略事校对。关于“洛阳伽藍記”的版本,我們現在有了張宗祥先生很完善的“合校本”(商务印書館1955年11月重印),极便勘对,这里不拟討論。茲仅就沙畹的箋注和馮氏的譯文,略志意見数則。     

香港文学研究20年

香港文学研究不仅在弥补内地文学研究空白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 ,而且它还承担着开拓内地学者研究视野和整合两岸三地文学这一重任。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目前仍属“试写”、“初写”性质 ,为学科的草创阶段。正如全球化不会使香港文学失却自己的特色一样 ,新世纪的香港文学研究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仍可单独成为一门学科。     

深化香港文学研究之我见

“珠还合浦国步宽”,九七香港回归是近代史的盛事。就今日文学而言,它标志着香港文学正式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命运。如果说,在此以前同香港的同行一起探讨问题,多少要讲些“分寸”、写些“友情文章”,那么,如今谈论香港文学,已是“自己家里的事”,可以更坦率一些,目的是携起手来,把香港的文化/文学事业向前推进。这是我首先要表达的心绪。这些年来,内地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是颇有成绩的。已经有几部“史”的著述问世,有几本作家专论出版,还有一批相关的评论和论文发表,促进了内地广大读者对香港文学的了解和理解,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自然,某些…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宋代文学通论》读后

宋代文学就其总体的成就来说,与唐代文学相比毫不逊色,宋代文学研究近年来虽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和大型的文献资料集成,如程千帆领衔编著的《两宋文学史》和其他几种宋代的分体文学史,王水照对苏试和宋代散文的系列研究,莫砺锋、张宏生对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研究,以及《全宋诗》、《全宋文》等的编纂,但其总体成果和总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不相称的。即使从宋代文学研究的自身格局来说,也存在着一些失衡和空白之处,如时代上的重北宋而轻南宋,文体上的重词而轻诗文,课题上的重大作家而轻中小作家等等。这种情况,促使宋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以斯有新的突破。新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正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解冻文学”影响下的“百花文学”

本文对兴起时间和因果联系方面有对应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解冻文学”与“百花文学”在背景方面具有相似性,在文学思潮和艺术手法上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具体文学作品的构思上有某些同构性和差异性。通过对这些同与异的考察,可以揭示“解冻文学”走向进一步繁荣而“百花文学”过早中断的原因。     

“台湾文学独立论”与“文学台独”

“台湾文学”并不是新名词，在台湾光复前就有作家使用过。但这不等于说，“台湾文学”在任何时代或对任何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譬如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是殖民地台湾的心声，是精神与灵魂的表达；是挫折、希望、悲哀、喜乐的交融。但在同一时期，从日本统治者的观点来看，     

学术语境中的香港文学研究

在中国,随着文学狂欢节的悄悄谢幕,是开始建立在自觉的文化反思基础上的良性调整。我们不依赖那种无谓的“批判”,也不趋附爆炒的喧嚣,严肃的作家和学者“临渊而不羡鱼”,回到淡泊自守、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常态。从根本上看,文学搞运动、闹轰动是反常的。文学之于社会和人生,是一种文明的调节,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心灵滋养。文学研究亦作如是观。香港小说家王璞曾提及,９０年代的香港文学研究“象搞运动似的掀起热潮,热度达到热火朝天的程度①,她因之而对其素质与成果有所隐忧的期盼。此言深获我心。对于香港文学研究,我们自然应…     

当代香港文学中的英国形象

当代香港文学对英国形象的描述具有多面性和变迁性.作为殖民者形象,它被描画为一条从"狮子"到"落日"的衰落的下趋弧线;作为鸟托邦,它经历了一个从建构到拆解的过程;作为由"性"所象征的他者文化,它经由了被注视者的盲目崇拜到逐渐亲善的吸纳、融摄与共处的过程.对这一异国形象的勾陈对当代中国文学建构他者形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