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国家仓廪设置及仓储粮食征集与管理

北魏建国后,为了统治的需要,在京城设置了太仓,在地方则设置了州、军镇、郡仓廪。这些仓廪所储备的粮食,可以保证国家需要的俸禄(俸禄制实行后)、赏赐、军队和赈济用粮。北魏太仓和地方州、军镇、郡仓廪储备的粮食主要来自田租的征收,还可通过“和籴”之法,即官营粮食买卖而获得。北魏对仓廪粮食储备实行了较严格的管理措施,为此而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职官掌管国家仓廪事务。其中,京城太仓由尚书省所属的太仓尚书(仓部尚书)和大司农所属的太仓令实行双重管理;地方州仓廪则由刺史军府僚佐官仓曹参军管理;而郡仓廪开始应系由仓曹史管理,至北魏后期似将这一职官并入了功曹史。     

中心城市粮食安全系统分析

中心城市粮食安全系统包括粮源子系统、消费子系统、产业子系统、监测执法子系统、目标子系统、应急子系统等子系统.中心城市粮食安全系统主要由粮食储备、粮食供应、粮食波动与粮食生产、粮食需求、粮食调控描述.中心城市粮食安全水平主要取决于该中心城市粮食产业发展政策、居民消费水平、粮食安全应急机制、质检执法网络状况等粮食安全的内在环境,粮食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心城市粮食安全十分重要.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等级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唐代是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和完善.城市的空间分布也更为广泛,然其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局限、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以及交通条件的变更,都成为制约唐代巴蜀城市空间分布的要素.     

唐长安城中的节度使宅第--中晚唐中央与方镇关系的一个侧面

唐代后期,具有明显方镇色彩的进奏院渐次出现.节度使以及方镇人员在京城的活动,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定和程序问题,同时也是唐代后期政治史的一个视角.其中涉及政治势力、经济、行政体制等因素,而这又沉淀在长安城内部社会中,并通过具体的空间和人员活动得到反映.长安城中众多节度使豪宅的存在,不仅体现了节度使是唐代后期一股强大的势力,同时也体现了方镇的势力和财力,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节度使的家庙.本文由朝觐制度、节度使宅第、节度使家庙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后期节度使权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对长安社会的影响.     

“破天荒”的来历

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凡是考进士的人，都由地方解送入京城。每当京城会试（中央一级的科举考试），地方上总要解送一批考生赴京应试，当时荆州南部地区四五十年竟没有一个考中。于是人们称荆南地区为“天荒”，把那里解送的考生称为“天荒解”。天荒，本指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或荒远落后的地区。把荆南地区称作“天荒”，是讥笑那里几十年没考上一个进士。     

唐代梨园

《唐两京城坊考·三苑图》中标明的唐梨园所在 唐梨园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隅五华里 大白杨村村西 唐故仗内教坊第一部供奉赐紫金鱼袋《张渐墓志铭》 《耀州志》关于唐梨园乐工取石为磬的记载公孙大娘舞剑图唐代梨园     

说唐代牡丹

牡丹是我国特有的名贵花卉,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牡丹是唐初从河东道汾州先后传入长安、洛阳和江南等地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唐代,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与牡丹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人们对牡丹的喜爱达到鼎盛时期。     

论唐代都城民谣的类型与特性

城市民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口头文学形式,而都城民谣显得更为典型,是特定封建王朝时代观念和审美风尚的集中体现,是民情民意的晴雨表。本文将唐代都城民谣分为政治预言、讽咏时事、市井谐谑、世情民俗四类,对代表性的民谣进行较为细致地辨析。最后指出唐代都城民谣所具有的特性,从城市空间和"舆论波"的角度重点讨论其城市属性和政治性。     

唐人行旅的五个三角形及其文学意义

唐代长安、洛阳、太原、成都、江陵等五个建过都的中心都市,中间都有交通路线相通。由其中的任意三个城市互相连接,即组成一个个唐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圈,在唐代共有五个这样的"交通-文学圈"。这一研究揭示出唐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特点,有利于考察都市、交通和文学的关系。     

唐代市制再议

中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是经过城堡—都邑—城市的演化脉络逐步发展起来的。唐中宗景龙元年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一向被论者当做市场官设的关键论据,但史文未见唐代政府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各地作为基层市场的草市也多有发展,佐以其他论据,似可说明这一敕条的主要用意在于控制官吏的数量,而非市场本身。此外如分行列市、市场定时启闭、时估、不得更造偏铺等关于市场监管的种种制度条文,或源自历史因革,或出于论者误读,并非一定说明唐代政府控制城市市场的用意。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某些内容虽然不如后代自由,但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实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     

中心城市粮食储备体系研究

基于发挥粮食储备环节在中心城市粮食安全保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建立以储备类别、储备规模、储备结构、储备布局和储备运作为要素的粮食储备体系,通过对中心城市粮食储备体系各组成部分的运作思路进行探讨,以便对中心城市的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解读“傲慢与偏见”

我栖居北京已多年,尽管早就拥有所谓含金量颇高的“北京户口”,尽管可能没有经历不少外地人闯荡京城遭逢到的艰辛和坎坷,但我和大多数漂泊于京城的“外省人”一样,在这座城市似乎依然难觅“诗意地栖居”的感觉。对我个人而言,北京的魅力主要就是她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     

唐长安的“里”、“坊”与“里正”、“坊正”

唐代长安"里"、"坊"之称并存,大致指代相同的地域空间。但与乡村中作为基层社会户口编制单位的"里"相比,唐代城市中的"里"有其特殊性,两京的情况更是如此。唐人墓志中对"里"的强调,突显出人的地缘关系即"里望"。唐代两京和地方城市的坊设有"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之责,免除课役,但没有设"里正"的固定制度。     

论唐代桂东地区人口、政区和经济区的发展

对唐代桂东地区经济发展的论述 ,仅见于通史类性质的书 ,但过于概括 ,不够深入且有所遗漏。本文依据相关材料 ,就唐代桂东地区的人口增加、政区城市和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和补充     

唐代曲江游览区的兴衰

在唐代京城长安的东南隅,有一处游览胜地,因为它以曲江一池秀水为中心,周围有芙蓉苑、乐游原、杏园和慈恩寺等名胜,故名之为曲江游览区。 早在唐代以前,少陵原西北边缘就有一个天然池沼,因其形状弯曲,故名之日曲江。秦汉时在其南岸修建宜春苑时,曾对它加以开拓,并由其西侧引来地下泉水。但泉水水源毕竟有限,隋初兴建大兴城时,宇文恺曾对曲江以南的地形作了详细的勘测,终于在少陵原上开凿了一条长约二十公里的黄渠,把义谷水引入曲江。引水以     

论唐代桂东地区人口、政区和经济区的发展

对唐代桂东地区经济发展的论述,仅见于通史类性质的书,但过于概括,不够深入且有所遗漏.本文依据相关材料,就唐代桂东地区的人口增加、政区城市和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和补充.     

苏南精神文明建设模式初探

从1994年秋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科院和中共太仓市委联合组成课题组,对苏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工作是遵循我党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进行的,坚持深入实际,从解剖“麻雀”入手,点面结合,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不作泛泛之论.解剖的“麻雀”是太仓市.选择太仓,是因为太仓和苏南其他县级市一样,执行的是被称为“苏南模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通过太仓,可以以一斑而窥全豹;同时,又因太仓是中国社科院长期的观察点,研究者比较熟悉,便于作深入的剖析.在太仓,我们首先深入村庄、企业、街道、家庭,对重点村庄进行了逐户调查和重点访谈,然后进行“板块”(即太仓)调查,并旁及苏南的其他地区.在基层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概括.     

唐代寺院的规制与管理

佛教寺院是僧尼居住修行之所,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更加推动了寺院的兴置,佛教寺院也开始纳入国家管制.在唐代佛教达到鼎盛,在寺院的管理制度上,国家设立官方寺院,就是给额的寺院,对寺院按京城和州县分别进行等级区分,寺院给额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并对寺院的数额进行总量控制,对私立寺院进行限制并禁毁淫祠.这些措施对控制寺院规模和总数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终唐一朝,基本保持比较平稳.在控制寺院人数方面出现较大的波动和反复,在于管制体制自身问题,也和唐代后期整个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相关.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唐代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历史地位

唐代的江西,因其便利的交通,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丰饶的物产,发展了粮食、茶叶、瓷器、木材等产业,并且大量转换为商品,同时把岭南广州进口的海外珍异商品转运到其他地方贩卖,促进了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另外,新的商业组织和市场形式产生,大量货币的使用与流通,商业都市空前繁荣,再加之商人群体的活跃,因而促进了唐代江西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奠定了江西经济在五代和两宋经济繁荣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