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孔祥熙与日本字垣一成间的秘密和谈

1938年,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久,日本和蒋介石便从各自国内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出发,决定重开和谈的大门。当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后,遂再次向中国伸出诱降之手,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地表示响应。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与宇垣的代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在香港开始了初步交涉。双方讨价还价多次,但终因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相持不下而告失败。     

试论对日“和谈”——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蒋介石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影响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走向,他的对日外交问题也成为同时期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对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蒋介石对日＂和谈＂问题进行客观地、阶段性地分析和探讨,通过对他在这一时期的对日＂和谈＂活动的主客观囚素的分析,力求使人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蒋介石的对日外交策略做一客观的评价。     

浅谈蒋介石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原因

<正>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到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同日妥协的念头,暗地里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诸如陶德曼调停,高宗武穿针引线,日本民间人士来华和谈,曾广扮宋子良去香港谈判等。同时,日本政府也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迫使蒋介石就范。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始终没有象汪精卫集团那样公开投敌,其原因何在?史学界对此论及较少,本文拟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

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预示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华盛顿体系约束下的日本对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的胜利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统一中国时,新任首相田中义一确立了武力干涉的政策;济南惨案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表述,中国士兵的仇日情绪为日本军队的攻击提供了口实,而日本企图借口济南事件扩大中日军事冲突;蒋介石对于济案进行了冷处理,忍辱负重地作出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此举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田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最终炸死了张作霖,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于1928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李鸿章与甲午中日议和新探

李鸿章与甲午中日议和新探杨惠萍１８９４年，日本发动了旨在彻底制服中国，统治并掠夺中国的甲午战争。开战伊始，日本丝毫不考虑和谈问题，而清政府对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内部态度不一，有的主张一战到底，有的主张和谈。因此，在整个战争中，战与和的问题不断出现，...     

赫尔利主导国共谈判作用论析

抗战后期,美国为了结束对日作战,实现在远东的各项权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积极推动国共谈判。总统特使赫尔利肩负着这一特殊使命,多次主导国共和谈。他在给中共以和谈希望的同时,又将希望之火无情的扑灭,使蒋介石坚定了专制独裁的信心,恶化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最终使美国对华战略企图走向失败。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1 932— 1 945年 ,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 ,在 1 932年底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作为“亲苏派”的著名代表 ,孙科在抗战初期三赴莫斯科 ,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 ,并在公众场合积极鼓吹对苏友好 ,其态度之热烈 ,言辞之浮丽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十分罕见。 1 942年苏援停止 ,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明显下降。抗战后期 ,蒋介石决定以美制苏 ,转而起用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 ,孙科终于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刘邓潘起义的“蝴蝶效应”与蒋介石川西会战之梦的幻灭

1949年是国共两党决定胜负的关键之年,年末的川西战役为最后一次大决战。四川西部地区聚集了国民政府近百万的军队,蒋介石亲自坐镇成都指挥,准备与人民解放军在此决一胜负。但是川西会战以国民党的惨败而告终,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近百万的国民政府军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土崩瓦解,或起义、或投降、或被俘,仅少数人逃往西昌方向,次年3月前被全部消灭。蒋介石的川西大会战计划之所以幻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重点考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发动的彭县起义对战局的影响。彭县起义的发生,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迫使蒋介石迅速撤离大陆,飞往台湾,导致麇集川西的国民政府军队群龙无首,指挥失措;刘、邓、潘的起义部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拦截南逃的国民政府军队,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从而产生了"蝴蝶效应",致使蒋介石的川西战役防线彻底瓦解。     

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国民政府择迁重庆历史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在１９３５入川追剿红军时没有择定四川这一抗日复兴的最后根据地，更没有“想定”重庆就是未来国民政府的基地。蒋介石择定四川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是在１９３６年及其以后，而国民政府择定并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则是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     

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逐渐转向抗日准备。纵观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经历了先内后外、由暗而明的过程,既包括了物质方面的准备,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动员。在精神动员方面,因形势的逐步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分别不同。试图从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的基本思想,结合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决策加以论述。     

试论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的四·一八反革命政变

“政变”的构成是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突然更迭或原政权性质的突变相关联的。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和武装镇压与四·一八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和背叛革命，是四·一八建立国民政府的准备；四·一八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是四·一二上海军事行动的必然结果。四·一八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标志。通过政变，蒋介石建立了依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也表明蒋介石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全背叛了革命，走向反动，并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国共和谈中张治中的思想变化及其贡献探析

张治中屡次参与国共和谈,在国共和谈中张治中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中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国民党背离三民主义表示愤慨。促使张治中立场最后转变的原因是中共长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张治中对中共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的结果,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失望,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所致。张治中为国内的和平停战做出了贡献,重庆谈判期间他为协议达成和毛泽东的安全防卫尽心尽力,解放战争期间他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鲍罗廷和蒋介石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苏联政府派驻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顾问.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一位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鲍罗廷和蒋介石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随着蒋介石地位的升迁与政治态度的变化,鲍罗廷也由扶蒋到疑蒋,又由疑蒋到反蒋。      

1927年蒋介石与宋霭龄“九江密谈”探微——兼论《陈洁如回忆录》的史学价值

1927年2月份以来,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内空前的反蒋浪潮,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扣留军费,不发往时在南昌的总司令部,使蒋介石倍感军费吃紧。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蒋介石祭出奇招,邀请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和姐姐宋霭龄来九江庐山游玩。宋霭龄与蒋介石在九江秘密商谈,达成了蒋宋合作的初步意见。“九江密谈”成功地使蒋介石收到了宋子文...     

抗战时期于斌主教事功论略

抗战期间，天主教徒于斌指出中日战争的实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场非正义战争；他从天主教的正义观和爱国观出发，激励教徒应该积极参与抗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天主教正义；他还以一个教徒的身份数次出访欧美，协助国民政府开展邦交，争取外援，为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宗教和阶级立场的限制，他对蒋介石政权和罗马教廷表现得软弱无力，不敢抗争，从而使其在抗战中的作用受到限制，这也说明宗教是很难超越阶级和国家利益的     

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天

正汪伪国民政府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1944年汪精卫去世,陈公博作为继任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汪精卫政权作为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之一,也随之灰飞烟灭。     

抗战前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解体的必然性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西北局势，显示了张、杨、共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引起了蒋介石的痛恨，也就注定了它的解体命运。蒋介石认为，三位一体的继续存在，将严重打乱了国民政府在西北的统治体系，因此，瓦解分化三位一体就成了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西安事变后的和平大局和逐渐形成的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也使三位一体的解体成为历史的必然     

抗战相持阶段孔祥熙与日本的秘密和谈

本文论述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以孔祥熙名义与日本进行的几次秘密和谈。这些和谈是为交战双方战争的最终目的服务的，反映了日本的政战两略侵华政策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