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与寿藏:明代宦官崇奉佛教的一个侧面

明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宦官都无法摆脱对佛教与佛寺的依赖。宦官年老时,或寄身寺院、或结社念佛、或在家潜心礼佛,崇佛是他们老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宦官死后,不论是个人的寿藏,还是数人合葬,亦或义会坟茔,其墓地大都在佛寺之中或周边,以此佛寺为坟寺。明代宦官崇佛的表现和原因复杂多样,而养老与寿藏不失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维度。     

《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

北魏是一个佛教迅速传播的时代，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是大量佛教寺院的修建。《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作者杨街之所亲见亲访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的情况，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寺院是由宦官主持参与修建的，宦官们充分发挥了其在建筑方面的特长，建造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装饰华美，这些寺院的修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研究北魏佛教的重要补充。     

净人新探

净人是晋——唐时期佛寺中常见的寺属人户。他们受寺院驱遣役使,承担业务,在寺院生活和生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准确地把握净人的身份、地位、来龙、去脉,究明其在寺院中役作的内容,应是晋——唐佛教史和寺院经济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明清长崎贸易与闽南文化东传——以福济寺的变迁为中心

明末清初时期,随着中日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商业规模的扩大,长崎唐人纷纷建立起所属于各自乡帮的寺院伽蓝,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座佛寺并称“唐三寺”,分别是三江帮的兴福寺、福州帮的崇福寺、漳泉帮的福济寺。福济寺最初本是供奉妈祖的小庵,在唐通事与漳泉帮唐船主的共同努力下始建伽蓝,最终发展成临济宗黄檗派的寺院,直到明治时期随着唐人贸易的衰退,福济寺也逐渐由盛转衰。     

郎木寺—正月十三晒大佛

“郎木”藏语是仙女之意，寺院山上的洞中有岩石酷似亭亭玉立的仙女，民间传说为仙女所化，故外此藏佛寺为郎木寺，郎木寺距兰州400多公里，在甘肃，四川交界处，每年的春节过后这里各大寺院都要举行一些列宗教庆典活动，自农历初八起每日寺内都要做道场，     

佛寺与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伴随两晋六朝佛寺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事件直接发生在浙东佛寺,或与此地佛寺有关,由之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浙东建寺不久,文人就经常到佛寺活动。在唐代,不论宦游、漫游、流寓,还是本土长期寓居,浙东诗路上,文人与佛寺结缘更为普遍,并成为习尚,佛寺成了文人经常活动的场所。文人游寺、寓寺,感受寺院自然与文化氛围,一些群体性文学活动发生于此,一些诗僧亦于此过着独特的寺院生活。佛寺文化因而融入浙东诗路,影响诗路文学与诗路文化。     

明代宦官与佛教

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们向寺院布施,礼敬僧人,修建寺院,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吃斋念佛,逃而为僧,组织养老义会,死后葬于寺院.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既有与当时一般民众信仰佛教共同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或者说宦官集团的独特的原因,表现为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悲惨而苦难的生活和境遇以及明代的宦官政治等.明代宦官的崇佛建寺之举,使佛教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和膨胀,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耗费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总体上应予否定.当然,它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

宋代浙江是佛教的重地,仅杭州一地佛寺就达四百多座,浙江全境的寺院更是不胜枚数。宋代浙江山地众多,普遍植茶,共有12州60多县种茶,产茶量居全国产茶路分前列。名茶众多,其中很多由佛寺僧侣栽培,湖州、越州、杭州、台州等地,都有寺院僧侣培植的多种名茶。佛寺之茶,因藉僧侣供佛、自饮、待客、施茶诸方面的茶活动,丰富深厚了茶文化的土壤,为在宋代达到极盛的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阿克苏克斯勒增格佛寺遗址

阿克苏克斯勒增格佛寺遗址坐落在苏巴什河东西两岸的山坡上，为南北朝到唐时期的佛寺遗址。西遗址由僧房、殿堂、佛塔组成，自下而上亦有30余米，有台阶相连；东岸则由住宪群、烽燧和阶梯式围墙组成，自下而上亦有30余米，     

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地面佛寺遗址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比前人的发掘资料,根据建筑的功能和用途,结合文献记载,把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两处地面寺院遗址的佛寺建筑分为佛堂、塔院、僧房、禅室、讲堂五类。夏合吐尔寺院的布局特征是以一大庭院为中心,四周环绕这五类建筑的“庭院式”布局,这种布局受到中亚地区和犍陀罗地区的佛寺布局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其中,禅室独立于僧房院外是一个主要特点。乌什吐尔寺院的布局可能是“塔—佛堂—讲堂”的轴线式布局。通过对比建筑类型和分析造像风格,本文认为夏合吐尔寺院和乌什吐尔寺院创建于5世纪,持续使用至9世纪,8世纪时被改造为唐代关阙。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按藏史载,吐蕃汉印“法诤”后,汉地禅宗败北并被逐出吐蕃,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表明,至少吐蕃后期,禅宗不仅在活动,还发展出一条藏人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如何解释史料与史实间的矛盾?吐蕃时期禅宗传承是怎样一种发展样态?禅宗传承的活动区域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吐蕃禅宗的传播与摩诃衍相关,其弟子虚空藏及再传弟子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     

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吴越国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在国家支持下,原有佛教传统得以弘扬,呈现空前繁盛之势.吴越国都杭州,寺塔林立,高僧云集,经幢造像繁多,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目的,佛学义理虽鲜有进展,佛教仪轨却备受重视.超度亡灵、祷赐冥福,消灾避难、祈吉求祥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对后世佛教深具影响.     

明朝内庙祭祀制度探讨

明初,朱元璋取法宋代的钦先孝思殿,在宫内设立奉先殿祭祀祖先,创立起明朝的内庙祭祀制度。设于两京宫中以奉先殿为核心的内庙,实为明朝皇帝的家庙。其在设置、渊源及祭祀礼仪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宗庙的特点,是明朝皇帝祖先祭祀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寺院林立、僧人众多,政府与僧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在政府崇佛政策的支持下,为西夏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本文主要从不同阶层的施舍、寺院买卖兼并土地、高利贷经营、宗教活动、纳钱度僧和亡故僧尼的部分财产施入寺院等方面对西夏寺院经济来源作一简要论述。     

佛都金陵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南京的地位举足轻重。东汉末年佛教初传,金陵建初寺成为江南首寺。南朝时,佛教成为国教,建康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包括三论、天台、华严等,无不和南京有关。明朝建造的金陵大报恩寺塔,被西方人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先后十次供奉佛舍利的悠久历史,使得南京成为中国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南京总是以复苏与振兴佛教文化的形象出现,更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可以说,南京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佛教之都。     

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宋代女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佛教教义,种种原因又促使大量女性最终皈依佛教。不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时期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状况存在着差异。同时,作为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对其家庭、对社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此外,与以往时期信佛女性相比,宋代信佛女性既与她们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这个时期自身的特色。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