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

一、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创作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娇红记》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灵,《长生殿》的“蟾宫相见”,...     

元稹《莺莺传》悲剧结局新探

元稹《莺莺传》悲剧结局新探王瑜中国百代的叙事文学作品，经常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①。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艺术模式，它反映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种特质。因此，具有真正的悲剧性结局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的．而唐人元稹...     

论《琵琶记》“不团圆”的三个层面及其原因

《琵琶记》在整体结构上是“大团圆”与“不团圆”的复合,其中,“不团圆”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灾害频发却救济不力,二是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中不合情却合理的选择,三是蔡伯喈与赵五娘细腻而深刻的悲剧性心理。高明的独特经历与个性是《琵琶记》“不团圆”的重要原因。     

《孔雀东南飞》文本考索

《孔雀东南飞》诗继承了汉代乐府古辞的叙事传统,结合了“弃妇”、“殉情合葬”、“烈女”等传统母题,叙事方式和整体结构安排因情节扩展和篇幅增长均有相应发展;其叙事风格与后汉辛延年《羽林郎》非常接近,受古辞《陌上桑》“日出东南隅”影响较大,不仅迥异于以程序语句为框架的《木兰诗》,更与魏晋文人书面化程度较高的叙事作品有别。由于其文本形式的各个方面均与现存汉魏时期的文献材料密切相关,《孔雀东南飞》诗当为汉末建安文人拟乐府作品。     

牧歌情调遮蔽下的悲剧本质——《边城》再解读

《边城》表面上是一首牧歌,本质上却是一出悲剧。其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从宏观看,作品展示了中国社会进程中传统农业文明被消解的悲剧性场景,以及边城人在这种无力阻遏又不得不直面的消解中的无奈与苍凉。从微观看,尽管边城人身上充溢着传统农业文明铸就的诸多优秀品质,但这一切与时代精神并不和谐,这种自然、健康、优美的品质在剧烈变动的现实中成了一粒只发光不发热的“遗世之珠”。作为已经走出边地的沈从文,他深信边城人的生命形态及人格是不完善的。从文学观念看,作品反映了沈从文美善一体的文学追求,对善的功能的终极理解和对美的作用的理性体认与创作现实形成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体。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边城》在牧歌式图景背后隐藏了一出事实上的悲剧,客观上这出悲剧又具有解构意义。     

“大团圆”新论

从古至今,“大团圆”的确是我国文坛上极为普遍的一种文艺现象。但是,多少年来,它却又一直声名狼藉。尤其是五四以来,以瞿秋白、鲁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深层的文化根源上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尖锐地指出“大团圆”式的文艺作品实质上是为了“瞒和骗”。从那以后,大团圆成了千夫所指的文艺现象。然而,大团圆尽管不断地在思想理论界受贬,却在实际的文艺创作上一直没有断绝,那些在社会上最能引起轰动的作品也往往都是大团圆式的。而那些纯粹违背团圆精神的东西则难于在我国民众中被大范围接受。这就迫使我们十分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即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大团圆。     

也谈“大团圆”--与郝亦民同志商榷

读毕郝亦民《“大团圆”新论》一文(《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受益之余也想提出几点难解之疑,以便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深入下去。一、“大团圆”是中国的规律吗?郝文认为“大团圆心理恰恰表明了我们民族不断向往和追求幸福快乐的乐观精神”,并借赵树理之语和盘托出了“外国人不懂团圆”,“团圆是中国的规律”这一观     

再谈“大团圆”

“大团圆”这一文化情节,千百年来,绵延不绝,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原型。对这一原型作一种回溯性的纵深考察,可能会得到一些更新的认识。一“大团圆”是原始先民们的生存认知“大团圆”是一类故事结局的总称。其实,就其整体情节而言,“大团圆”模式应该包含以下程序:受难分离——与恶斗争——战胜恶并团圆。《金枝》所载阿多尼斯神话,就是这一模式的原型。代表植物生命的神阿多尼斯与象征动植物性动能的神伊希塔是一对年轻而相爱的配偶。阿多尼斯注定每年都要死去,于是伊希塔寻他到阴间。这时     

“诗仙”与“诗圣”——李、杜诗风差异的基因

被誉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李白与杜甫,其文学成就光照日月,但作品风格却迥然不同。其原因何在?清雄奔放之为“诗仙”,沉郁顿挫之为“诗圣”,可见同“仙”“圣”有关。然而“诗仙”“诗圣”是后人依其诗风所喻,并非他们生前就是“仙”“圣”。故而仍非其因,更需探索其为“仙”为“圣”之缘由。“文如其人”这个评语,对于名家大抵适用。准此,则应是由于李、杜思想性格不同而形成不同诗风,     

交流与回响：论徐居正的《赤壁赋》题诗

徐居正一生创作了与《赤壁赋》相关的诗文作品多达百余篇。这些作品大多呈现出“抚今怀古之追思”“道仙佛禅之认同”“徜徉山水之风流”等共同主题。《赤壁赋》的东传引发了朝鲜古代文人遍学苏诗、吟咏赤壁的文学效应。其宁静隽永、淡泊超然的艺术风格契合了朝鲜朝文人以“深远闲淡”作为诗文品评的标准。《赤壁赋》在朝鲜所引发的文学效应和美学效应是“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产物,朝鲜古代文人创作的一系列《赤壁赋》题诗则是文本生产性活动的回响。     

情、礼、法的冲突──论古代文学中“替杀妻”模式的悲剧意义

在元杂剧中，《鲠直张千替杀妻》一直为人所关注。学界对其悲剧性质众口绘纭，久决不下。如高培华《<张千替杀妻>结局考略》一文，从元杂剧的概况及该剧素材的演化等方面论证出张千终因遇清官而未被斩，故得出结论说：“《张千替杀妻》是正剧，而不是悲剧。”①以张千之是否被杀作为衡量该剧性质的标准，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一个作品的悲剧性并不取决于某个人物的被杀与否，而在于它是否包含真正的悲剧冲突。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该剧作出更全面、更合理的分析。一、“替杀妻”模式的演变据现存文献考知，“替杀妻”的故事始见于唐代。中唐贞…     

从陆机到陶渊明——“隐逸赋”巡览

在中国文学中，如果谈到描写“隐逸”的诗人，自然要举出东晋的陶渊明。《饮酒其五》、《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等这些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确立了陶渊明“陶逸诗人”这一不可动摇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成熟性来看，将陶渊明看成是使隐逸文学确立的作家是妥切的。     

试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喜剧手法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喜剧手法的成功使用，使中国小说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用喜剧手法揭示悲剧主题、以喜剧场面刻划人物复杂性格、以乐衬悲的反衬艺术、喜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等。这与中国古代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民族审美观甚至宗教观，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鲁迅的悲剧观透视中国古典悲剧结局

鲁迅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对悲剧美和喜剧关的见解。在对悲剧的论述中,他对悲剧的实质做了精辟的概括。同时,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中的团圆结局提出了尖锐批评,并从国民精神弱点的角度深挖其根源。长期以来,鲁迅的这些论述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结局处理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由于一些同志     

观念化的结局——《桃花扇》的“大收煞”刍议

清代著名戏剧作家孔尚任名剧《桃花扇》传奇，“入道”出让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双双入道“大收煞”，打破了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的俗套。虽然有些剧作家对这种处理作过修改（比如顾彩的《南桃花扇》将结尾改为“生旦当场团圆”，侯李一同北归，白头偕老；欧阳予倩...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的若干模式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对世界存在与运动方式的基本理解，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构思与情节布局。这主要表现为由“天人同构”观念直接导致的偶数结卷、三复情节、三极建构、团圆结局和圆形框架等长篇结构模式，而“天人感应”观念往往成为小说圆形框架的基础。这些模式的运用，在古代小说特别是许多名著中形成近乎“数字化存在”和“圆体网络系统”的特色。这不单是个形式问题，同时是对作品思想倾向的制约与规范。由此追寻，可以对有关古代小说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新的分析和考量，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关系的认识。     

“经济逻辑”与解放区长篇小说的文本裂隙 ——以《种谷记》和《高干大》为例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下,“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间产生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在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高干大》中却因作者在冲突中确立小说主题的努力使两部作品出现文本上的裂隙：《种谷记》拖沓、结构松散、主题含混;《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大受影响。这使得二者刚跻身解放区文学的经典序列边缘就退了出来。不过,也正因此,《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那个正走向全面体制化、同一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在文化、观念上的演变痕迹,使其以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成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标本。     

古典戏曲理论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环节——关于明末清初《西厢记》结局三类意见的思考

明末清初,关于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在明朝中叶开始的第五本是“续作说”的基础上,曾引起较广泛的讨论。从传统美学、社会人生的角度来看,可把这场讨论中提出《西厢记》的结局意见分为三个相互混融的类型。本文认为这三今类型属于当时戏曲“案头化”和戏曲理论由重品“曲”向重论“剧”倾向的范畴;其中包含的对团圆之趣的突破、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则反映了古典戏曲结局处理理论向近代演进的趋势,在深层上反映出中国叙事理论和创作由传奇向写实的转变。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评黎活仁的现代文学研究

读多了大陆学者写的研究鲁迅、何其芳的论著，常有大同小异之感。然而读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章，虽然有些观点难于赞同，却常常给人新发现的喜悦。我谈香港大学中文系黎活仁博士的新著《现代中国文学的时间观与空间观》（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2月版），就有这种感受。鲁迅的《野草》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作品，自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史上的一块丰碑，用阿英编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的话来说，它是一部“最典型的最深刻的人生的血书”，是中国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