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马振超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对于西方来讲,人权不仅仅是少数思想家的呼吁和呐喊,也是一般公众的基本信仰和价值理想。人权观念与其整个思想传统,尤其是宗教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不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而且具有价值合理性。但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人权观念的接纳和介绍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人权观念是为达成一种合理目的———救国图存和富强———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孕育着危机,但并未做好转入近代社会的准备。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     

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

“乌托邦”(u 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作为人的内在自由的集中体现和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乌托邦观念是根植于人的真实本性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然而,中西方社会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演进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     

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观念

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观念是中国最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深入考察其涵义实多歧而微妙.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侧面,寻求中国学术能独立于西方;也是近代学人追求学术自由的一种反映,吁求学术能独立于政治;更是近代学人治学态度的体现,对实用价值的一种超越,即学术能独立于"致用".     

“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关于人权价值的辨析

人权价值并非"普世价值",而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因主体的普遍性需要而产生的共同价值。西方"普世价值论"错误地混淆了人权价值的普遍性与"普世性"、共性与个性、道义性与政治性、理想性与形而上学性。这就需要警惕西方某些国家打着人权旗号,在全球强行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把解决国内民生问题视为实现人权价值的突破口,但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中国在实现人权价值的过程中,其话语建构需自主化、话语体系需国际化、价值理念需现实化、实现路径需时代化。这是中国政府实现人权价值的责任所在。     

探索人权的基督教神学基础

本文的主题是想探索人权的基督教神学基础.<圣经>里就存在着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权.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对圣经另类解读,开启了西方人权理论的主流法律理念.新教伦理与西方近代人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现代天主教教义则为当代人权理论提供了一种神学的理论依据.     

近代“学术独立”观念辨析

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颇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深入考察,其涵义实多歧而微妙。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侧面,寻求中国学术能独立于西方;也是近代学人追求学术自由的一种反映,吁求学术能独立于政治;更是近代学人治学态度的体现,对实用价值的一种超越,即学术能独立于“致用”。     

对自然权利理论的三个误解

近代西方自然权利理论首次系统论证了人权,随着人权理想进入政治法律实践领域,自然权利作为一种理论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最典型的质疑有三种：在性质上,人权能摆脱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吗?在适用性上,人权能超越于人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吗?在理论依据上,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能根据理性来论证吗?本文根据自然权利理论本身的思路而论证了：这些质疑存在某些曲解或误解,并没有对自然权利理论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中西人权观差异的历史文化反思

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每个国家的人权观都是本国主流文化在人权领域的表现。中国和西方的人权观在诸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价值定位和选择。中国人权观主张义务本位,西方人权观主张权利本位;中国人权观发生于礼治环境,西方人权观产生于法治环境;中国人权观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人权观侧重现实的功用;中国人权观重视群体的权利,而西方人权观重视个体的权利;中国人权观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际的界分;中国人权观侧重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生日用的实现。西方人权观的致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弥补东方人权观“有神无体”的制度性缺失;而中国人权精神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则可消除西方人权观“有体无神”的工具性僵硬。     

中国近代的动力性溯求:以康有为重智思想为例

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境遇之下,摆在国人面前的时代主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西方列强大开民智而国富民强的历史经验使得康有为对传统的"智"的概念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超越了传统智的伦理视域,凸显了智的工具理性价值,彰显了"智"在历史维度中的动力性特征。康有为高扬重智思想的旗帜表征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动力性追求。     

工具理性思路下的清末文字改革运动

鸦片战争后,闯入中国的近代科学在"用"的层面上映衬出中国文字的落后及不适应.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在工具化、工具效率成为文化运动的最大追求,科学技术登上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有识之士按照工具理性的思路开展了文字改革运动.改革者认为,不适于"用"的汉字是中国贫弱落后的罪魁祸首,因此文字的工具价值,即至易、至简、至捷是其文字改革--创制切音字活动的追求目标,而汉字同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则遭到冷落并被边缘化.这又成为一股文化趋势,这股趋势在客观上直接导向"欧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废除汉文"主张.面对这一民族文化危机,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以捍卫民族文化和人文价值的立场,驳斥了文字问题上民族虚无主义的谬论.这一过程说明,片面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可取的.在近代中国,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始终难以实现.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存在悖论:一方面,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成为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凭据。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因其“中立性”而具有某种“合法性”,消除这种“合法性”的办法只能是摧毁工具理性;而哈贝马斯则认为这不具有可行性,提出以“交往行动”取代工具理性。但从中国现实来看,真正科学的态度应是人文精神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共存,发挥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的一面,消解其不利影响。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现代性的偏执——《启蒙辩证法》的生态文明理路

《启蒙辩证法》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它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理性形而上学,而不是资本主义价值增值逻辑。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蜕化的历史进程见证生态文明发展理路。相比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没有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未能为社会指出一条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有效路径。尽管如此,《启蒙辩证法》中许多关于生态发展的真知灼见,仍然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导效应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体现着较为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并在体系构成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多种管理工具融合与共同作用的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其更加融合和体现了现代民主对公平、服务、责任与回应性等价值理性的关注。     

农民维权理性的法理学思考

当代农民维权行动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农民维权行动虽能在特定个案中发挥作用,但其隐含的压制性逻辑却会对社会和谐产生负面影响,难以产生普适性的问题解决规则,难以摆脱工具理性自我否定的内在困境。交往理性是超越工具理性,并使农民维权行动获得理性化发展的基础。     

人权与理性的法理言说

人权是人类具有理性思维之后的选择性产物，人权的发展以理性为主轴而形成相对完整的人权之链。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自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频繁交涉，理性轴承功能逐渐消退，人权发展的理性图景呈现出模糊性情境。为此需要超越传统抽象理性假定思维模式，通过实践性和关系性的商谈理性达成理性基础上的人权系谱共识，并通过自治论据、共识论据与民主论据等予以证成和推进，以迭致破解现代人权迷途理性之策。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