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里甲制度的衰落

清王朝建立后,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逐渐走向衰落。     

清朝前期的里甲与保甲

本文运用档案和官私著述,对清朝前期的保甲制和里甲制在组织结构及其职能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里甲制向保甲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清初保甲制与里甲制混杂并行,但保甲编户所占地位日趋重要,直至清廷实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之后,保甲编户才完全取代了里甲编审.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的演变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经历了由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首先实行的是里甲制,以满足控制民户和征收赋税的需要;接着实行保甲制,以加强对日益增多人口的管理。保甲制的推行,有利于清朝对新疆州县地区统治的加强和大一统局面的巩固。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

按史学界熟习的常识,明代的里甲制度到清代已解体,并为保甲制所取代。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他许多地区,里甲制(清代文献一般称为图甲制)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是一种比保甲制更为重要的地方制度。人们在纳税、土地登记、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其他须证明自己身份的场合,一般都用里甲系统中的“户”来作为自己的户籍。然而,这种     

明代河南的黄河水患与地方社会——以归德府为例

明代河南归德府河患频繁,特权阶层和卫所军户等趁机兼并大量民田和滩地,导致里甲民户赋役过重,民间宗族组织较为薄弱,特权阶层则凭借特权占据地域支配地位。     

明洪武年间的蠲免与赈恤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为加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太祖朱元璋一则把久经战乱而荒废的大量官田、民田,用奖励流亡复业,移民垦荒、屯田等办法,令农民耕种;另则又推行“赋役黄册”、“鱼鳞图册”、里甲、粮长等制度,力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输     

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代北方乡约的推广过程实际是一个乡约行政组织化的过程.清代北方内地汉族乡约的普及是以里甲制度走向没落和保甲稽查多无实效为背景的,西北少数民族乡约的推广是为了用乡约改造当地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而东北乡约的推广则是为了解决东北长期封禁造成的官治薄弱问题.尽管北方不同区域推行乡约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这说明清代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明代徽州民间赋役合同的形成与流行

徽州赋役合同文书反映了民间社会应对赋役的具体策略。在合作应役以及家户规模扩大的条件下,记录多方协商、承担赋役任务的合同文书逐渐产生并流行。合同中的原则性条款还转化为宗族规约。而明初应役集体独立订立合同、自我约束的条件尚不具备,主要由手握大权的粮、里长负责基层赋役运作。随着官府不时需索愈加频繁,里甲职能增加和公产管理之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了里甲集体签订合同之趋势。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李映发清代州县以下的社会基层行政组织如何？一般著述概论为保甲制度。有文章涉及里甲制度或图甲制度，但未作正面论述。这三种制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如何？与镇、集、乡、村、庄、寨等又是什么关系？理清这些问题，有益于政治史、经济...     

红色精神的历时性建构与回溯性还原——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厉家寨精神为考察中心

作为红色资源内核的红色精神,是近年学界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范畴和概念之一。学界对红色精神的研究,主要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话语体系与框架中,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角度,探讨红色精神对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功能与价值,但缺乏对红色精神研究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在此背景下,借鉴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化红色精神研究不失为推进当前红色文化研究的路径之一。通过以1957年曾经得到毛泽东“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示而知名的厉家寨精神为个案,探析自1957年以来得到政界极力倡导的厉家寨精神内涵的历时性演变,以及厉家寨精神内涵历时性演变的背后,政界是如何建构适应时代需求的红色话语的,即“红色精神之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在此基础上,还原随毛泽东批语而形成的厉家寨精神的本来面目。     

北宋田赋管理制度之评析

“理财”在宋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宋时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甚至繁荣程度空前,但是政府却一直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军国所资,咸出于租调”,北宋的田赋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半,所以政府对田赋的管理是财政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北宋政府对田赋的管理比较完备,具有复杂性、多变性等特点;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赋税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必须关注区域性、土地增减以及赋税执行人等变动因素。     

新两田制：为何及如何可能？——基于4个村庄应对金融危机有效性的比较

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反观当前农地制度的有益视角。由于地域差异明显,各地农地制度的安排与实践也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形态。对比分析这些实践形态可以发现,农地承包关系的灵活抑或刚性、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抑或私有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公平与效率两者结合的角度出发,构造一种将农村耕地划分为相对刚性的口粮田以保障农户的基本生存和相对灵活的机动田以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并随人口变动而实现农户个体内部的口粮田与机动田自行补充的“新两田制”,有利于农村社会和整个国家应对危机,并为其处理危机赢得了相对宽松的时间与空间条件。     

小型农田水利农户参与式管理:研究进展及其述评

小型农田水利承担着农田灌溉和排水功能,为粮食生产提供基础性保障。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后,村级组织对小型农田水利管理功能弱化,尤其是税费改革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主体缺位,工程老化失修状况日趋严重,用水矛盾日益突出。鉴于此,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上,开始尝试小型农田水利农户参与式管理模式。为此,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农业水资源管理的研究,尤其是小型农田水利农户参与式管理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旨在为探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型农田水利农户参与式管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提供决策依据。     

动态的平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管理举措探析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的管理过程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管理者的身份在不停地置换,其权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府、县学的教谕、训导虽对学田的管理负主要职责,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有着种种不便之处,而缺乏行政权威更导致学田屡遭租户抗佃,只得向官府求援。地方官府对官学学田的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但直接划拨学田,还以收取学租银的方式将官学学田的收益处分权压缩,力求在全省范围内均平学租的发放。与官府插手学田管理相伴而来的是胥吏的贪墨侵渔,这是一个无法根除的痼疾。为保证官学学田的正常运行,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制定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     

汉文帝"易刑"考辨

纪元前167年,西汉孝文帝将"断肢体"的劓刑和刖刑,"刻肌肤"的黥刑"易"之为劳役刑、笞刑和生命刑.关于这一事件,两千多年来争论一直未停止.本文就其中的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意见,认为汉初内刑有三种,汉初存在宫刑;汉文帝并未废除宫刑.     

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

不论是井田制还是名田制,都是根据一定的身份等级占有田宅.周爵以世卿世禄为原则,秦爵以食有劳而禄有功为原则,与此相应,井田制下的禄田可以为同一家族世代享用,因而相对稳定,名田制下的田宅,由于爵位的降等继承而有较大的流动性.名田制尽管没有公田与私田的划分,但劳役地租仍然以"庶子"及"人貉"的形式残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汉代才为雇佣劳动和租佃制所取代.汉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     

论我国生态税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我国现行的生态税法律制度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缺少针对环境保护的专门税种、税种分散、费多于税、缺乏系统性等缺陷.构建与完善我国生态税法律制度,应在确立生态税法律制度的立法原则的基础上,改革排污收费制度,开征环境保护税;同时,对现行资源税、消费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税收优惠政策等进行改革与完善,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于公有企业劳动力是否商品讨论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探讨公有企业劳动力是否商品的问题 ,必须解决好有关的方法论 ,坚持以生产条件分配的分析为前提 ,坚持从生产资料使用权的角度 ,对一般经济条件予以重新概括 ,具体把握劳动者与公有企业生产资料使用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