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兴起、高潮及其未来

全能主义是 2 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点。文章以邹谠关于全能主义及全能主义政治的概念为前提 ,描述了全能主义政治的特征及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兴起、高潮及其未来 ,以新的视角诠释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历程。文章认为 ,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产生直接根源于二十世纪初期所面临的全面危机 ,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必将走向终结 ,而被国家与社会达成协议 ,趋于分离、遇事谈判的二元政治形态所替代。     

重构政府价值与制度——实现中国梦的制度逻辑反思

中国目前基本的制度框架包括三个层次：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行政法规和规章层次。从制度本身的性质来说,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相始终的渐进过程,但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性问题,特别是社会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制度漏洞＂问题则亟待通过制度安排认真解决。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宪法和社会发展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和渐进式地进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分为三个层面：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人民政府模式＂,强调＂规模适度化政府＂,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基本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机构的民主化制度建设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是通过试错反弹的方式的路径来逐渐实现的,它体现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逐渐转变为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体制.本文分析了伴随并影响这一政治转型过程的五个历史-政治要素,它们是决策精英的世俗理性化、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有限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去魅化,政治上的脱两极冲突化,政治录用体制的技术官僚化.本文以此为基础,来考察后全能体制的一些主要特点、矛盾及其发展前景.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构建责任政府视角下提高政府公信力研究

建立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现在民主行政的价值取向从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它要求建立积极回应公众要求,向公众负责的责任政府。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能力,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核心,是政府责任行为的外射,是责任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变量.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途径应从提高公民的认识能力,培养公民和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几方面入手,但基于对时代社会、政府和公众三方面原因的分析,政府方面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主要应从政府角色出发。     

韩国金大中政府行政改革的成效及特点分析

1998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大压力下,为迅速克服金融危机,韩国金大中政府在公共行政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综合性改革。实践证明,金大中政府的行政改革对韩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在阐述韩国行政改革的主要举措及成效的基础上,对影响改革成效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进而为我国政府的行政改革提供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     

试论有限且有效的小政府

有限政府指权力受制约的政府，小政府指职能与规模精简的政府，有效政府指行为高效的政府。这三种政府理念各具不同的内涵，也各有其价值。以往学者们在探讨中国的行政发展时总是偏重其中之一，然而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能够也应该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与小政府的统一。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分析

基于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特征和运行环境,改革开放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政治评估行政化、行政评估形式化、内部评估社会化.评估机制的不合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而要合理安排评估机制,就应该科学分析和厘清不同性质的评估机制,形成政治评估、管理评估和专业评估三者有机结合的多元复合模式,有效地发挥各类评估手段的重要作用.当务之急是,强化地方政府的政治评估机制,实现精确化的量化评估模式,让公民参与成为成熟的政治评估和管理评估的一种有效补充机制.     

美国重塑政府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主政美国伊始,即启动了以企业化为导向的重塑政府运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场改革运动至今方兴未艾。在全球范围内,以市场为导向,对政府进行企业化改革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对于同样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中国行政改革来说,“企业家政府”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关键是体制，是强势政府、强势政治所致。要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必须走真正的市场经济道路。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