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法律发展探析

法律的生命源于社会,而社会处于时刻变迁之中,法律惟有随之发展,才能发挥自身的应然功用,然要使社会内在需求的“法律”现实化,须依赖于国家这一中介。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性左右着法律发展的境况,就此,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间的张力决定法律发展的成效、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状态决定法律发展的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关系的特殊性决定法律发展的多元化等方面。要使本国的法律和谐、健康、经济、有序发展,必须建立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传统东方国家职能与法律运行模式

法律的运行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行使,有什么样的国家权力运作状态,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运行模式.而国家权力的运行状态是通过其职能行使来体现的,所以国家职能的行使必然要制约和影响着法律的运行模式.传统东方国家因其行政职能的有限性和以法律为工具为其履行有限职能的专制统治职能服务,导致其法律运行模式的特殊性和法律根本发挥不了其应然的功用,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行政职能与法律的功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与法律功能、国家职能特征与法制模式等方面.     

国家同法律变革与发展关系论

法律的生命是维系于社会 ,然而要使社会内在需求的“法律”能及时、充分地转化为现实之中的“法律”是不可能脱离国家这一中介的。只有国家扮演好自身与社会内在要求相适应的角色 ,才能使体现社会内在需求的现实中的“法律”能适时、有效地变革与发展 ,并助推社会变迁 ,形成两者良性互动。所以 ,对国家同法律变革与发展间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的内在特征能有较为清晰地把握至关重要。     

社会学的"品格"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框架

社会学是为解决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整体危机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决定了社会学关注结构与秩序、寻求社会与政治整合的学科"品格".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化生活方式之一,其本质属性在于塑造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指的是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经由洛克、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相关的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理论契舍了社会学的"品格",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秩序,但需要保持一种本土化警觉.     

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中国运动"

法律经济学经过短短几十年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兴交叉性理论学科。尽管取得了方法论和价值分析上的许多革命性成就,对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法律经济学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法律经济学发展的未来路径就是对这些不足进行超越,不断增强自身的解释力。中国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而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法治实践在深受法律经济学影响的同时,也将有力促动法律经济学的崭新发展,从而构成法律经济学的"中国运动"。     

“国家的引力定律”及其历史逻辑——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命题谈起

马克思在其撰写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国家的引力定律,即"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其基本内涵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由多重要素构成的有机体,在其形成和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它的"重心"或者说"引力源",因而人们对国家的认识也应从这个"重心"出发。这一命题最初是马克思基于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思维逻辑对国家基础的初步探究,其后,经由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批判,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总结,得到了不断的更新、确证和发展,从而为马克思国家观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社会生活：时代变迁中的历史图景——《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述评

摆在案头的这部52万余字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是我国著名社会史学家严昌洪教授穷十年之功打造的一部力作。该著作从服饰潮流、饮食文化、居住条件、交通设施、婚姻礼俗、两性观念、慈幼养老、丧祭制度、岁时节日、娱乐活动、社会保障、社会风俗等十二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长卷,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如何理解“第三领域”——从市民社会和法律多元的角度

本文探讨黄宗智教授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一个案例的分析,本文阐明该概念核心内容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交叉,进而对与此概念相关的论争作一番梳理,指出这是由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当事双方所依托的不同理论传统和研究旨趣造成的。＂第三领域＂所针对的是采取＂国家-社会＂二元分法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而对它的批评所依托的是法律人类学中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从前一种视角看＂,第三领域＂这一概念具有破除二元对立传统,适应中国具体实践的重要意义。     

"过去感"之现代性——从霍布斯鲍姆的《论历史》谈起

作为当今英国最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1917-)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尽管他主要是研究18世纪的英国、欧洲历史,涉及中国的著作并不多,但是他的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就开始翻译出版他的论著.     

转型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着重从转型社会这一角度来探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新型关系,并在政治国家至上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转型和主体力量的转换。本文认为,国家至上,政治国家优于市民社会,即新国家主义的发展。国家要干预市民社会,要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利用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型关系的主体力量．特。县转趔社会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根源的探讨,通常遵循国家主义的认识论,即国家意志主导甚至决定了法律体系变迁的所有方面。这种认识论虽然能够较好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再造,但是未能全面把握当前的复杂情况。本文以律师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为例,利用定量数据和实证方法说明国家、市场和社会对法律体系的多重动态影响,提出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已逐步由国家主导的格局,演变成国家、市场、社会和法律体系之间相互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格局。     

社会组织化:构筑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关键

构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是现代社会民主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构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问题往往不在于国家力量的不足,而在于社会自主力量的有限。规范组织和发展社会力量,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自主性,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是我国构筑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中国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国家——从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谈起

中华民族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在民族实体,"鸦片战争"后人们在接受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中经历了一个变化且不断调整的过程。学界对于如何系统理解和分析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史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也提出了认识和理解的理论框架。其中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的有力工具和钥匙,也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的爆恐事件,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关系则再度引起人们的思考。文章从费孝通之认识开始探讨,结合文化生态学及中国文化大小传统来重新梳理、思考当下中国民族及其民族内部关系问题。     

网络社会中国家意识的消解与重构

网络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公民的国家意识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的消解表现在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行为等方面.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消解的缘由是:国家的政治主导力下降、经济自主性动摇、文化认同感削弱、社会系统化分裂.在网络社会中重构公民的国家意识,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即重视网络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增强网络技术的创新力,凝聚民族文化的核心优良传统,建立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     

从"个人构成社会"到"社会构成个人"——论马克思人学视角的历史性转换

马克思的人学观经历了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换,人本主义的人学观把个人看成是彼此孤立的个体,主张"个人构成社会",社会就是由这些孤立的个体组成的单个人的集合体.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把社会看成是个人彼此间相互联系或关系的总和,主张"社会构成个人",个人是由社会所规定、制约的.由于这一人学视角的转换,马克思不再诉诸对社会的理性批判,而是诉诸对社会的改造,从而以此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面临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立法无明确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文章对其中的"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条文进行了设计,并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制不统一国家"的内涵、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和论证.     

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法体系初探

宪法不是公法,而是高于私法也高于公法的根本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产生了公私法的划分,也就是市民法和公民法.现代社会,公私法的融合造成全新的社会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把社会法视为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的一条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