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据”概念及属性的法理解析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项规定的出台,对我国刑事证据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证据概念的定义以及证据属性的定位,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学术界中有关证据概念存在着事实说、统一说、根据说之异议,而在证据属性上则包括了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的争论。但是,现实法律中,在证据的概念和属性上则分别恪守着事实说和真实性的定位。这种在证据概念与属性认知上的不同差异,不利于现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依据学理上对证据概念和属性的分析,可以发现,证据就是事实,其唯一属性是真实性。而合法性与相关性则是法律上判断证据有效与否的标准。     

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则探讨--美国毒树之果理论述评

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法院在八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审判中逐步总结的证据规则之一,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原则上由于非法证据的毒素的传染导致其衍生证据的适格性受到法庭的质疑,但是为保证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也形成诸如稀释或清洗污染、独立来源、最终或必然发现等一系列例外规则。总之,毒树之果理论的研究和借鉴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我国刑事证据中的证明

办理刑事案件,离不开刑事证据。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可以说主要就是一个运用各种刑事证据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过程。因此研究和讨论刑事证据中的证明,对提高办案质量和防止冤错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我国刑事证据证明对象范围的确定,举证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如何把握刑事证据确实性和充分性的证明程度,以及刑事证据的证明过程和证明原则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关于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 ,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的概念界定以及对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进行探讨 ,强调现阶段在我国 ,必须依国情、依刑事程序中的权衡原则 ,建立起原则上排除 ,但设若干具体、详细的例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并提出了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     

试论“基本证据”

自从一九八一年基本证据被提出以后,我国法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和政法战线的实际工作者,都在进行研究和探讨。为进一步活跃学术讨论气氛,笔者就基本证据有关的问题略抒浅见,并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同行。一什么叫刑事诉讼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六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以上证据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三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     

对刑事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刍议

在我国审判方式进行重大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熟练掌握新的审判方式,正确地审查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保证刑事审判质量,是摆在人民法院和法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结合审判实践对刑事证据如何审查和判断作一探讨。　　一、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过去,审判人员主要是依靠自己阅卷、提审和调查等职权活动来审查证据,现在依照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组织、引导、审听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也包括必要时的询问和休庭调查),将成为审判人员审查判断…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略评冯契先生“智慧说”

作者在梳理和揭示历史脉络与时代意义的基础上，对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作了述评，并特别就“智慧说”“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哲学的个性特点展开了论证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电子证据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而衍生起来的一种新型证据形式,在刑诉法修订前,学界一直对电子证据的定位和定性争论不休,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电子数据"新增为一种证据种类,从而解决了电子证据的证据属性问题,标志着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但电子证据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仍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则,导致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中国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是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展的需要。     

关于远离的“过去”──“史学家论争”后的德国

关于远离的“过去”──“史学家论争”后的德国〔日〕佐藤健生曲翰章译序说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７年，在前西德以报刊杂志为舞台，就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过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论争被称为“史学家论争”。这是一场不只限于史学家或学术性质而且波及整个西德社...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地位辨析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关键证据使用已成惯例,其实践意义上的证据地位不可动摇。但是,其本质特征既不符合鉴定结论,也不能归于书证或勘验、检查笔录。可见,法定证据种类对证据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形成了障碍。为了保持法之稳定性和前瞻性,建议对证据的法定概念和分类进行完善,即在立法上,规定概括的证据概念,对证据种类不做规范。     

“以小说为证”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形成

在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下,小说多依附于子、史,几乎都是“为证”式的,非为小说而小说,故虽名为小说,实以证理为主要,兼有证教、证才、证诗、证地等,小说被视为“证据”或论证的手段.大体而言,唐前重小说“所证”,唐及后世重为证的小说文本本身.过分突出“所证”,小说本身的故事处于依附地位,妨碍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反之,作为“证据”本身及“论证”过程超越于所证,小说文体之独立性也就慢慢得以呈现.     

对蒙古族起源于“蒙兀室韦”说的质疑

我国蒙古族久为世界学者所注目,已有不少名著问世。当今世界上亦将蒙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广泛地进行研究,通称“蒙古学”。尽管如此,蒙古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至今也未获解决,尚需要进一步探讨。关于蒙古族的起源就是争论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治蒙古史者多主蒙古族起源“蒙兀室韦”说。虽然这样,对于此说不能看作是定论,仍有商榷的余     

说“无耻”

荣与耻可以是一对最基本的伦理范畴，羞耻之心也可说是维系社会公德的核心基石。消加一个人古生了沈鹏的对羞耻的赏识和感觉．那么．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而且会干得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正如欧阳修所说：“不知耻者，无所不为。”孟子更是说得直接明了：“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然而，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少廉寡耻之辈，“不复知人间有无耻事”（欧阳修语）。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的是民间那句“虱多不痒，质多不愁”的俗话。虱多真的不痒吗？假如真的不痒，那也只是对“痒”的麻木而已。欧阳修在《廉耻说》中说：“廉耻，…     

宋辽“南北朝说”考论

本文在对我国10世纪中至12世纪20年代近200年历史状况与政治格局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再次“南北朝”说,并以充分翔实的史料,从多方面加以分析论证。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略论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对于刑事诉讼意义重大 ,它不仅有利于强化辩护权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也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本文在介绍确立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 ,对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剖析 ,指出了其存在的缺陷 ,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几点设想。     

王维“亦官亦隐”说质疑

自 2 0世纪 5 0年代始流行于唐诗研究界的王维“亦官亦隐”说 ,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其原因在于 ,“亦官亦隐”之说 ,不仅有违于唐王朝“干部政策”的历史真实 ,而且亦与王维生活的历史实况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 ,故唐代无“亦官亦隐”之例 ,而为研究者“标贴”于王维身上的“亦官亦隐”或“半官半隐”说 ,自然也就属子虚乌有之辞。     

袁枚的真情论——“性灵说”内涵新探之一

袁枚的“性灵说”,实际上由真情论、个性论、诗才论所构成。“个性论”与“诗才论”已另有专文阐发,本文试图论述“性灵说”内涵之一——真情论。请人钱泳《履园诗话》曰:“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又说:“性灵者,即性情也。”这一界说把“性灵”与“性情”完全划等号是不妥的,因为袁枚“性灵”的内涵大于“性情”,但是它又确实把握住了“性灵说”内涵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性灵”这个概念本身在袁枚笔下包含“性情”的意义,而且在袁牧诗论体系中特别强调“性情”或“情”。他常把“性情”、“情”作为“性灵”的主要含义来运用。所以在感情这个特定含义上,“性灵”、“性情”、“情”往往相互代替,交叉使用。《随园诗话》(以下引文出于此书者,不再注明)开宗明义,同时标举“性灵”、     

谭嗣同梁启超“无我”说探异

由于谭嗣同和梁启超都崇尚佛学,都有倡扬“大我”、追求精神长存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现世情怀,因而他们的“无我”说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或相同性.但从哲学本体根基、理论来源和价值旨趣几个方面分析,两人的“无我”说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无我”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却共同呈现出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理论品格,这主要是由社会的变迁、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时代主题的不同所决定的.     

苏联诗歌界关于“自我表现”问题的几次争论

近二十余年,苏联诗歌界围绕着抒情诗的“自我表现”问题,先后出现过几次争论的高潮。争论的起因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初期女诗人奥·别尔戈丽茨写的文章《谈抒情诗》。她在这篇文章里引人注目地强调“诗人的个性”不能“从诗里消失”,认为抒情诗的使命就是完成诗人的“自我表现”,表现“自己抒情性格的全部复杂性”,主张抒情诗表现“痛苦、忧虑和烦恼”,不仅要写幸福的爱情,而且还要写不幸的爱情。文章谴责“伪善的批评家”,说他们在诗中只要发现诗人的“沉思”或“忧愁”,就说成是“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她认为,抒情诗的优劣不在于写什么,不在于主题大小。她明确指出,杂志上大量发表的那些“毫不动人的”、“拙     

“物感说”与“摹仿说”比较之我见

“物感说”与“摹仿说”分别为中西古典审美方式。一般来说,“物感说”的形成是以《乐记》为标志;“摹仿说”的形成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标志。由于这两部著作产生的年代十分接近,也就成为中西古典美学寻根溯源予比较的最好样本。 由于人类共同的起源及接近的生理、心理结构,在审美思想上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同时,也由于生活环境、民族习俗、社会形态等诸多因素,会导致审美思想的差异,也包括审美方式的差异。往往,审美思想的差异又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审美特色。“物感说”和“摹仿说”一定程度代表了中西方古代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