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途径和形式

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 ,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治国” ,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 ,保证了国家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 ,依靠人的价值判断 ,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 ,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法治”是“德治”的升华 ,“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 ,二者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 ,不可偏废。我们要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 ,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1.通过立法 ,直接…     

从德治到法治:中国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

围绕中国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问题,学界一向有德治和法治之争。有人主张德治,有人主张法治,有人主张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本文认为德治的各种提法,其含义始终未能超出古代儒家以德治国的水平;而法治的各种提法,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源自古代法家,主张君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臣民;另一种含义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平等地订立社会契约,选举并监督自己的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执政理念,只有法治的第二种含义才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     

论“法治”和“德治”的内涵及其关系

“法治”和“德治”是人类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治国手段 ,两者各有优特之处 ,也各有片面性 ,因此必须相互补充。事实上 ,两者完全可以互补 :“法治”的鞭长莫及之处 ,正是“德治”可以展现其社会功能之处 ;“德治”的缺失之处 ,又正是“法治”能够加以弥补之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法治”和“德治”都应当并举 ,而且可以并举。当前 ,我们必须同时大力强化公民的“法治”和“德治”意识 ,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而努力     

论“德治”的法治基础及作用机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突出了德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法治观形成。从国家视角看,法治和人治是相互对立而不能并存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但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可以和德治共生。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人的内在良心,法律规范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法治国家,把德治建立于法治之上,通过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作用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达到霍布斯追求的人的"自我保全和更为满意的生活",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因此"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区别于西方的东方法治观。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省思

法治文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就其本体而言,法治文化强调的是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满足人的物质、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慰藉,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现代西方法治,其纯粹依赖以人性恶为基础产生的法律只是以一种外在强制力实现对人的约束,缺乏对人的一种内心塑造,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应传承儒家思想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精髓部分,强化道德教化,促进良法的制定和法律的自觉遵守。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要求,吸取西方法治中的“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的先进文化,实现我国的法治理想。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传承与创新理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和合”“德治”“法治”“民本”“廉政”等诸多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本土性资源。新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传统法律精华,汲取现代法治建设的原生力量;合理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明,激发传统法律创新活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提升法治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蕴内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主动精神,外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法治、人治、德治之关系探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 ,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 ,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 ,引发出社会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 ,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治理国家应当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采用科学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 ,我国的治国方针由“人治”到“法治”转变 ,并发展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从历史上德、法之争探“德、法并举”治国思想

德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本文通过对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分析,阐述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德法并举”治国思想是一个包含着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的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思想的新发展。     

中西德治与法治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其人性论基础

本文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了中西德法之治的历史生成及其特点：西方法治理论或以“原罪”说的神圣预设，或以人性恶的世俗预设为前提，主张以外部法律约束人的行为的必要性；中国德治思想则以人性善的预设为前提，提倡从人的善性出发推己及人，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从内部实现对人的治理。中西不同方向的政治建构可以互补并济。内举德治，外举法治，缺一不可。     

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比较而言 ,“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这种重大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西不同的人性观。在人性的罪性或恶性的预设下 ,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用法治的形式对人进行强制性约束 ,而在其中包含的却是对自由、平等、权利、个体之价值目标的肯定和追求。中国政治哲学则在人性善的预设下 ,主张用发掘先天善心和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 ,追求政德合一 ,礼仪仁爱 ,上下尊卑 ,修己安人 ,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整体主义价值目标。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构建的立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法治政治 ,但强调以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与以德治国相对立。事实上 ,法治与德治应该并举互补 ,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关键在于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 ,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 ,方可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料。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性恶·法家·人治

西方及现代法治思想都建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之上,我国悠久的人治传统的病根是否就是人性善?厉行法治是否就该倡导人性恶呢?以史为鉴,先秦法家学派的思想基础正是人性恶,但它却是一种实质上的人治理论。由此可见,人性善、恶之于人治、法治只是理论上的逻辑前提,倡导法治,不应人为地贬低人性,排斥德治。历史证明,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必定也是一个德治社会。     

试论法治的德制化与德治的法制化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侧重于德治,西方社会侧重于法治。实际上,我国古代社会也有法治,只是这种法治往往浮泛为德制;西方社会也有德治,但是西方社会的德治注重守成于法制。立足于德治、法治及其在价值、工具层面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交互式视角,方能凸显德治、法治的各自局限及其在相互借鉴中应当持守的边界。     

“以德治国”的源和流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以德治国”的源“以德治国”是对国内外治国传统，特别是对我国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中外历史上都有不同见解，被史学家概括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这种争论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儒法之争，在西方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主张。无论是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还是中国古代贤人治国的“德治”思想，最终都导向人治；而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道”与“普遍服从”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百年“德治”研究的历史回溯与基本结论——基于知识图谱描述法的分析

运用引文空间（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国内“德治”研究知识图谱进行爬梳与剖析。结果显示,中国百年“德治”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德治”基本问题研究,“德治”思想研究,“德治”（以德治国）与“法治”（依法治国）关系研究。百年来,学界围绕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虽然主题聚焦,但主题间的知识传承性和理论系统性却明显不足,因此通过对领导人有关德治重要论述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梳理,提炼、升华并积极建构“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不但必要、可行,而且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制度思考

法治属于硬约束 ,德治属于软约束 ,硬约束不可能规范所有的社会行为 ,软约束的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法”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发展的 ,而“德”恰恰要在“法”的演进中起导引作用。“德治”对于“法治”不是补充 ,而是相互平衡的关系。“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 ,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法治”是国家建设的首要问题 ,优先于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人性假设与德治的层次性

本文以为古今中外的社会管理思想在最高层面和最高价值取向上都是使人民过上优良、幸福的生活 ,但在具体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上 ,根据人们对于人性善恶的不同假设又基本上分为德治和法治两种基本模式。“德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多层次的 ,它至少包含有最高价值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这样两层含义。德治的内涵远比法治的内涵丰富 ,在最高价值层面上 ,德治和法治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在具体的操作管理层面上 ,两者却是以不同的人性论假设为其理论前提的 ,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在目前的德治和法治的讨论中 ,我们不能只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 ,从而忽视了两者在具体操作管理中的不同作用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