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的“兩条路綫論者”

讀了“‘山大’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会發言稿”中張維華先生的發言稿后,我觉得他的發言很有道理,对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他既不同意西周派又不同意战國派和魏晉派,而提出了一个新的論点,指出了从战國之初到三國魏晉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由奴隸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这一个过渡时期中有着兩条紅綫貫串着。一条是封建制以產生、發展的形态出现,一条是奴隸制以上升到衰落的形态出現。照張先生的論点,封建制的逐步形成是开始于战国之初,好象和战國派說法相同,其实并不,因为: “他們否認了或说是忽視了战國、秦及西汉前期奴隸制还在向前發展的那种征象。”不同意魏晉时代开始封建社会,其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     

苏联史学家評述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苏联东方学雜志一九五六年第六期,刊載了謝尔金娜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全面評述了我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就文章所涉及到的中國書刊以及中國学者的爭論意見的廣泛性來看,表明苏联歷史学界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东方各國人民的歷史十分关心。謝尔金娜把中國学者們的爭論,归納为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1.中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观点; 2.中國学者关于中國階級社会的發生的意見; 3.殷商时代奴隸制特征的定义; 4.中國学者关于西周社会分期的观点; 5.說明古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爭論材料; 6.春秋、战國、秦、漢时代末期社会的分期問     

讀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的体会——兼評童書業先生的对“生產关系一定要适合生產力性質的规律”的認識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号的“歷史研究”上讀到了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的“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使我深深地对苏联專家同志的学識的淵博与态度的謙虛產生了很大的敬意。这篇文章对我們全國研究古代史分期問题的同志們來說,应該說是有極大帮助的。我个人,就曾从这篇論文中学習到了很多东西。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全部理論問题來說,我     

关于中國古史問題二三事

有关于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也許可以就是关鍵性問題,我們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或者还没有接触到,这样,关于中國古代史的論文,往往陷于材料解释的爭辯,而有些理論問题,中國古代社会發展的规律性问题,許多是模糊的,概念不清的。比如,关于奴隸占有制的类型問题,在过去一直以希臘罗馬的奴隸制作为古典的形态,以为不合于这种形态的就不是奴隸制,近年來我們才清楚古代东方型的奴隸制,这和古典制不同,有着自己的許多特点。但不可諱言,因为有这么兩种类型的说法,我們的古史論文中的主要論点往往是和其中之一的类型相結合。过去是“言必称希臘罗馬,”現在則多了一个“古代东方”,是不是还有其它类型?中國奴隸制的社会形态会不会有自己的类型?     

论区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标志

一本問题提出的必要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爭論了几十年,至今还未能得出結論,这里面是确有些症结問題,糾纏不清,难于解决。例如,有人根据斯大林所說,在奴隸制度下,奴隸是奴隸主所能当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而秦漠則“殺奴婢皆当告官”,顯然这时的奴隸主已無权自由处死他的奴婢,因而他推断汉代不是奴隸社会。这一推断是不大妥当的,我們知道,即在典型奴隸制國家如雅典共和國,在法律上并沒有准許奴隸主可以任意殺戮奴隸的条     

荀子的思想

一、荀子的时代荀子名况字卿,又叫孙卿。战國末期(公元前4—3世紀)趙国人。他是先秦时代的儒家大师,是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学者,是我國古代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于中國封建帝國的統一局面起了理論上的推進作用。荀子处在我國从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变的时期。当时在社会發展上正是新兴的封建地主勢力和沒落的奴隸主贵族势力的斗爭快告結束的时期,在思想發展上正是“百家爭鸣”的局面由分爭轉向总結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由分裂到統一的历史階段中,荀子的思想是非常矛盾和复雜的:他一方面吸取了百家学說的精华,在哲学思想上發揮了一些積极的唯     

关于大和时代日本的社会性質问題

大約在紀元三世紀前后,日本以大和为中心开始形成了國家的体制?哟似鹬钡狡呤兰o中期的大化革新为止,可称为“大和时代”。关于大和时代日本社会性質的問題,迄今尚在討論中,未獲得一致的結論。日本学者間的主張,大別之可分三类:卽氏族社会说(本庄荣治郎、黑正巖、内田繁隆等)、奴隸社会说(佐野学、白柳秀湖、伊豆公夫、早川二郎等)和封建社会說((冫龍)川政次郎称之为“农奴經济时代”)。而在同一主張中又存在着若干紛歧,例如奴隸社会論中一部分学者主張大和时代相当于奴隸所有制的全部階段,而另一部分学者則主張大和时代僅为初期奴隸制,大化革新以后始進入完全的奴隸社会。作为階級社会的起点,这一問題具有很大的重     

从“生產关系适合生產力的規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兼答何高济先生对于中国古史分期問题的討論

(一)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的焦点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到了現在,已進入高潮。如所週知:这个問題的主張,主要分为三派:1.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說,2.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說,3.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晉說,三派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互相辯駁,各不相下,寫下的論文可能已在百万字以上,旁观的人看得眼花撩乱,很难抓住論爭的中心問題或讨論的焦点所在。我們認为:要評論一个学術問題的討論,指出各方的得失,肯定其是非,就必須先弄清楚討論的中心問題或焦点所在。否則,就决难有公平的論断。然則中國古史分期问题討論的焦点,究竟在那里     

甲骨文中的“众”是不是奴隸?

甲骨文中的“众”字是否奴隸,在殷代社会史的研究上变成了重要的間題。据我們所知,除了董作宾、胡厚宣而外,其他的甲骨学專家大都認为“众”是奴隸。可是前些日子“光明日报”的“史学”上却有人說:相信“众”不是奴隸的人,越來越多了。所以我們有必要來重新温習一下过去人們关于“众”字的研究。根据过去的研究,“卜辞”中習見“告土方”一类的辞例,这是告土方作乱之事,而我們在“卜辞”中亦習見“告众”的辞例,这就証明“众”亦有作乱之事。这些“众”是什么人呢?是氏族成員么?氏族成員为什么会暴动呢?是農奴么?殷代要有了農奴才奇怪哩!     

真理愈辩愈明

百家爭鳴的方針宣布以后,科学研究工作,呈現了活躍的姿态。在自然科学方面,例如生物学家展开了摩尔根——魏斯曼派和米丘林派学說的論战,参与討論者都抱着坚持真理的态度,就使这次討論的双方都得了啟發。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若干学術問題的論爭,例如:中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組織了关于“当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的爭論,在学習“八大”文件中,“解放日报”和“長江日报”展开关于“我國國內当前主要矛盾”問題的爭論,除此而外,在經济、歷史、語言、文学、教育各个方面都有若干問題的爭論和批評。应当說,百家爭鳴的主流是在正常的發展着,如果能够健康的發展下去,对于提高学術研究將有难以估計的巨大成就。     

解决中國古史分期間題,要先研究具体問題

近几年來中國史学界对于中國古史分期問題進行了若干研究,得有許多成果,問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提出來了,大家明確了一些看法,知道彼此的分歧点所在。我們不能抹殺这种收穫,没有問題的提出,也就沒法解决問題。如今問題是提出來了,大家攤了牌,如何解决这些問題呢?須要我們來研究了。首先我想,近來有关于社会性質的文章,有一种普遍性的趋向,大家喜欢作大的,无所不包的上下千年的文章,而少有解决具体歷史事实的著作。一篇无所不包的从上古講到中古,从中國講到外國,什     

汉代政权果曾嚴重打擊奴隶主吗?——试答郭沫若先生

一、引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會刊有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郭先生在这文中會提出兩个問題,叫主張兩汉是奴隶制社会的中外学者答复。第一个問題于人民日报刊載的这文无关,容我另文来請教,我这里先請教这篇文中新提出的問題。这問題就是: “兩漢的工商業者的確還在使用奴隸從事生產,而且有時還相當大量使用。假使根據這些資料而斷定兩漢是奴隸制,那末兩漢政權應該是保護奴隸主的。然而恰恰相反,兩漢政權從一開始就打擊工商業者一直沒有間斷;而且有時打擊得十分沉重,可以說是致命的打擊。這應該怎樣的理解呢?”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学習筆記(續)

(三) 这虽然是一部講原始社会的書,但也談到農奴的問題,在原書家庭一節內曾有下列的話: 馬克思对这一点补充道:“現代的家庭,在萌芽时,不僅包含着奴隸制,而且也包含着農奴制,因为它从最初起,就是和耕地操作有关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这些对抗后來在社会及其國家中廣泛地發展起來。     

答吳大琨先生

为了節省篇幅,我对于吳大琨先生的批評,暫时只作如下的答复(至于吳文中所說的与我前文无关的話,也有許多是錯的,姑且从略): 1.吳先生主張人們由于使用金屬工具才逐步進入奴隸社会,这是对的,但他引用斯大林同志在“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中所說的“金屬工具”四字,以为包括銅器与鉄器而言,这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斯大林同志在这本書里所說的各种社会的生產力主要都是指的典型狀况借以作为范例     

有关古史分期一些理論問題——与杨宽同志商榷

楊寬同志在最近发表了“論中国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見本年八月九日《文汇报》一文),富有启发性。他辨明了“民”、“庶民”、“庶人”的身份不是奴隶,“井田”制度是“村社”土地制度,是我完全同意的。尽管如此,看起来我們之间对分期問題还是有分歧的。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分期意見如何,应等待他的全面主張发表以后,經过仔細研讀,再作全面商榷。在本文中,我仅能就楊文所涉及的若干理論問題,提出个人意見,請楊寬同志和讀者指教。过去,我对古史曾有一些誤解,也利用本文可能涉及的地方,进行自我批判和更正。 楊同志的文章,粗粗一看,很令人惊訝,他既否定了西周是封建領主制社会,又否定了西周是古代东方型的奴隶社会,更否定了西周是典型(希腊、罗馬)奴隶制社会。讀了以后,使我徬徨无主,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世界史上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嗎?西周是不是原始社会或資本主义社会呢?显然不是,那怎么办呢?幸而楊同志在結語中說:“西周該是奴隶制社会”,这才使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下来。但既說西周是奴隶社会,却又認为西周既不是古代东方型,又不是古典奴隶制型,在我們看,是很难說通的,就从这里談起罢!     

李何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

李何林同志的“关于中國現代文学”,虽然是几篇关于中國現代文学史的論文和三篇講演記錄編集起來的小册子,伹我們却可以把它当作中國現代文学史簡諭來看。在这小册子里面,作者的主要目的,是环繞着中國現代文学史这个中心,展开討論,他不但对中國現代文学的史的發展,作了一个簡單明确的叙述,而且还提出有关中國現代文学史上一些主要的問題,試圖加以解决,这都是非常可喜的事。在这本集子里面,第四、第五、第六三篇,是一个具有連貫性系統性的     

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关于中國文学史分期問题的探討

中國文学史的分期,是当前学術研究領域中颇为重要的課題。几个月來,大家对此热烈探討,几位研究文学史的老前輩也都發表了卓越而且具体的意見。然而由于这一問題关涉到对祖國文学遺產的全面評价与認識,極为錯綜复雜,还不易得出恰如其分的結論,所以还有必要展开更加廣泛深入的探討。正如李長之先生所說,这是理論問题,也是实践問題。如果不付出辛勤艰苦的劳动,那是难竟全功的。这里就各家的分期意見試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來商榷,希望得到指正。     

对冉昭德先生:“关於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问题”一文的意见

讀“历史研究”1958年第八期冉昭德先生:“关于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問題”一文后,对某些史料的解释,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一、冉先生根据“史記:季布列传”关于濮阳周氏把季布卖与朱家为奴的一段記载,提出“从冒充‘家僮’的季布,事先要髡鉗来看,反映了汉代的奴隸待遇。”;又說:“汉律,五岁刑为‘髡鉗城旦舂’……汉代的五岁刑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种,凡减死一等,卽入髡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