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评析

经验实证主义方法包括证明和证伪,以均衡和基数效用论为理论前提.支持经验实证主义的理由是理论需要经验的验证,而反对者认为证伪方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且现实性缺失.本文进一步指出经验实证主义方法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人类行为假设,忽视了对人真实行为的考察以及应被用来检验理论的经验与现实经验之问的不一致性.     

德国国家法哲学:反宪政主义的历史叙说

19世纪的德国近代宪法学是对自然法学民主立宪主义的反动,是为德国君主立宪制进行辩护的实证主义国家法学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康德、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法哲学,不过引入了实证主义方法加以掩饰,并提出国家有机体说和国家法人说等国家法学理论,论证国家主权,强调国家是法秩序的源头,从而否定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限制人权。德国近代宪法学的形式是实证主义,实质是国家主义,是对宪政主义的反动,其影响波及远东国家,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宪政进程。     

评波普的科学方法论

波普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即认为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只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假,却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证伪原则”也是他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在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他还认为猜测与反驳是重要的科学方法。他还主张对待科学应该提倡批判精神和敢于犯错误的精神。波普的上述思想既有合理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也有错误的、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其加以借鉴或吸收。     

民族学视角下“价值中立”原则解读

近代社会学起源于实证主义,孔德被认为是实证主义最重要的代表。在孔德的哲学里,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已初步形成。本文认为,其中＂价值中立＂原则的要求,蕴涵着民族学方法论的视角——文化相对主义;与此同时也指出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有无价值评判。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从实证传统到另类范式

在社会学研究中,如何确定研究对象,如何确立研究关系,以及如何才能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再到"另类"范式,社会学并未获得统一的方法论体系,对方法论进行探讨的目的是要在反思之中对研究方法保持足够的警觉,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     

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的关联

本文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与当代制度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思想方法论上的深层关联,实证分析了范式论的科学观与制度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与制度演化生成的路径依赖,人的主体性与经济价值的合理估计,库恩的科学政治学与制度最重要的思想等方面的具体联系形式和相关性。     

论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

波普尔在扬弃方法论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传统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人文科学理解论等基础上建构了以"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猜测一反驳法和第三世界理论为前提,以方法论约定主义、科学方法的统一性理论和独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境况分析法、客观理解法和渐进技术法为内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渡普尔正是依凭其独特而新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推进了西方科学方法论、行为理论以及理解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语言转向背景下的经济学理论如何建构

语言转向构成了哲学史上第二次大的变革，原先在认识论中作为客观事实完美映像的工具：语言开始成为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一转向对其它学科的影响极其深远并且有力促进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经济学却在这一科学潮流中落伍了，仍然困囿于逻辑实证主义，因此也导致了社会分化、价值失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可持续发展难题。未来经济学理论的修正和构建必须紧跟科学哲学的最新进展并反思自身的局限性，加快与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融合进程，由客体世界逐渐回归主体世界，在主体意义上为经济现象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从历史和过程的角度探索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     

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构成——基于三种研究进路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构成可以分为实证主义的进路、比较主义的进路和解释主义的进路。这种划分有助于清晰化对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现状的认识。对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构成的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模式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博兰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的方法论剖析

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批判有相当见地。但使用无限回归方法就不难发现,由于割裂了理论与真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而陷入纯粹逻辑学分析的封闭系统方法陷阱中,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隐性方法论和显性方法论的批判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他的改进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也无法使新古典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只是众多经济学支流中的一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及经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The way of life, intentions, and values of the adolescents of Russia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extensively both in the mass publications and in specialized youth journal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ritings have to do with a group that is not very large—the young people of the capital city, who have considerab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than their peers elsewhere in Russia and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world trends in music, fashions, and cinema.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that described the pla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upper-grade students of schools in Moscow.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inues the topic, analyzing genera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findings of an all-Russian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 in June 1998 among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een and nineteen; 419 people were surve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