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正当性论证的实践理性范式——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法律的正当性论证经历了多次的否定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自然法被斥为抽象的空谈,实在法转而从社会事实中寻求正当性。"休谟问题"提出之后,从社会事实寻求法律的正当性也被称为"自然主义谬误"。后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把正当性转变为有效性,转而从法律内部寻求正当性,但是理论的最后根基仍然跳不出"休谟问题"的限制。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目的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引,解决法律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所以把纯粹理论的"休谟问题"引入实践的法学领域是不明智的。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之后,坦然面对法学的实践理性属性,以实践的态度来理解和对待"休谟问题",才是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社会事实之间关系的关键。     

犯罪“着手”认定标准的探讨

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颇具争议的刑法理论问题,在德日等原则上不处罚预备犯的国家,犯罪着手不仅是罪与非罪的临界点,而且是国家刑罚权介入的起始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复杂案件中的"着手"认定十分困难。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着手"的概念,刑法理论界形成了多种学说来阐释"着手",却依然没有避免一个共同的缺陷——认定标准抽象、不明确。本文以犯罪行为概念为切入点,以主客观相统一为原则,从主观特征、价值特征、时空特征以及价值特征四方面分析,提出新的认定标准以运用到犯罪着手认定中,解决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纷争。     

犯罪学视野下的犯罪概念初探

犯罪的概念是犯罪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它是犯罪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只有对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做出一个科学、明确的界定，才能更好地开展对犯罪学基本理论范畴如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等问题的相应研究。而对于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科学界定需要建立在上位概念的澄清——犯罪学中“犯罪行为”之范围的界定及其价值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     

香港刑法若干理论问题述评

《南京条例》签订以后,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其刑事立法深深打下了英国刑法的烙印。同时,香港本身特有的社会环境决定其刑事立法又有许多不同于英国刑法的独特之处。本文就管见所及,对香港刑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些肤浅的述评,以告读者。一、犯罪的概念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犯罪的概念是刑法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在香港刑法中,对犯罪所作的定义是:犯罪是法律所禁止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这种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社会危害,并导致行为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罚。     

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轻刑化量刑的思考

研究发现,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制约束缚、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容忍与冷漠以及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帮助的漏洞所致,而且,我国当前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定罪量刑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现状也颇引人担忧,因此,有必要从"受虐妇女综合征"、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期待可能性、社会危害性等理论及实践问题入手,对广泛关注的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量刑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从而提出对此类犯罪轻刑化的法理依据.     

排污权储备机制的法律性质探究

排污权储备机制作为排污权交易的配套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从理论角度分析,其蕴含的法律关系过于复杂,导致其法律性质难以分辨,制度的建立缺乏理论土壤,使后续的运行举步维艰。通过对行政行为、民事行为概念、特征的阐释,寻找其与排污权储备过程中产生法律行为的契合点,区分其中产生的行政行为、民事行为,分别加以不同的制度规制、监督。同时,丰富参与的主体,形成严谨的市场准入制度,方能建立良性的排污权储备机制。     

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家庭暴力犯罪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普遍、最复杂、冲突最激烈、同时也是最为隐蔽的一个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我国不仅缺乏规制家庭暴力犯罪的专门立法,而且现有的诸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处罚法>等这些相关法律条款对家庭暴力犯罪规定得也比较笼统、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为反家庭暴力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从而使得家庭暴力犯罪始终处于"超越我们的控制"状态之外.因此,应当制定打击、防范家庭暴力犯罪的综合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立"家庭暴力罪";规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引进外国的保护令制度.切实加强对处于暴力威胁状态下的妇女的保护;实施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使对受暴妇女的救济落到实处.     

在宽严和轻重之间寻求平衡——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完善的方向

中国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有其特点,而这种特点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和刑法制度本身是密切联系的。刑法重罪重刑的特点决定了刑法入罪门槛的高度,因此若要讨论降低侵犯著作权犯罪入罪门槛的问题,从罪刑均衡和法律内在和谐一致的角度,就必然要考虑该类犯罪的刑罚轻缓以及其他犯罪门槛相应降低等问题。     

“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法理思考

"婚内强奸"犯罪化成立与否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婚内强奸"的犯罪化事实与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欲望、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社会结构模式、家庭职能设置、传统制约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当前"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从西方移植"婚内强奸"制度,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婚内强奸"犯罪化不应该急于求成。     

犯罪被害预防的价值与路径

被害预防是一种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视角的犯罪预防。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机组成,也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被害预防是在分析犯罪被害因素,总结被害规律的基础上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犯罪被害因素有被害社会因素、被害时空因素和被害人主体因素,其中被害人主体因素是对犯罪最起作用的因素。被害预防的路径是：被害预防意识的培养;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法律制度;组建被害预防的专门机构。     

结果加重犯本质问题探析

结果加重犯是刑法中一个小问题,但又涉及诸多刑法基本理论,特别是其本质问题历来为刑法学者所关注。在明确结果加重犯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关涉结果加重犯本质的三大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自己对结果加重犯本质问题的看法,认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以危险性为基础的,其重结果可归责于行为人的犯罪形态。     

“犯罪有益论”之“功能观”批判

国内刑法学界近年来出现了"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学说,这一学说认为犯罪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其观点的"新颖性"而受到诸多年轻学子的追捧,形成了不正确的理论误导。而其支持性理论之一在于:犯罪有着应当加以肯定的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的积极功能或者正面功能。因此,对于"犯罪有益论"者的"功能观"加以分析和批判,具有现实意义。     

多次犯的刑法规制、理论发展与生成机理探析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多次犯,是指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因多次实施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被行政主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种违法行为构成的犯罪。目前我国的刑法中有十多个罪名设定了多次犯的构罪模式,以司法解释为主,刑法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尚未统一、研究也相对较少。多次犯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产物,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并无多次犯的明确规定,但此后的若干单行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开始出现此类型犯罪规定,1997 年《刑法》吸纳了前述单行刑法与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之后的多次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使得多次犯逐渐成熟与定型。在我国刑法中,多次犯因其具有严重侵害法益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防控犯罪的需要、固有刑法打击此类犯罪难度较大等因素而成为区别于结果犯、危险犯等犯罪类型的新的犯罪类型。     

以哲学基本原理再认识刑法上的客体

从哲学理论上讲,客体就是行为作用或指向的对象,而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为法律所刻意确认并加以调整,由一定的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产物,这种社会关系本身不可能被行为所直接指向而成为行为客体。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客体被仅仅局限为犯罪的客体,而在几乎所有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均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这一违反哲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犯罪客体概念,本身包含着逻辑错误和定性错误。犯罪客体就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指向的人或物。     

风险社会之下的航空犯罪理论趋向

风险社会的到来，必然会对我国刑事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保障民航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的今天，平衡风险社会下民航安全与个人自由，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预防航空犯罪，不应当以其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不同于传统刑法。过多重视风险社会带来的弊端，自然会陷入一种严罚主义、威慑主义的立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航空犯罪作为一种刑法犯罪，其处理思路与普通犯罪并无二异，不应当认为民航领域是一个全新领域，需要以更为严厉的态度对待犯罪行为。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下，对于航空犯罪而言，仍然无法超越传统刑法的范畴。     

论我国刑法中的无被害人犯罪

目前，将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已经成为国际潮流与趋势，但是我国立法与刑事政策在无被害人犯罪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其原因有实践中的问题，亦有理论上的困惑。这种状况将影响我国社会与法律之发展。文章从阐述无被害人犯罪理论出发，对我国刑法中的典型无被害人犯罪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刑法中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的立法建议。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切入点论宪政的形式合理性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其作为众多部门法的交界点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借助于刑法之力将刑法和民法、经济法、宪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法律体系,因此体现出独特的宪政价值。对于裁判的尊重不仅是刑事法问题,更是关乎一国法治地位的宪政问题,为此选择形式合理性应是逻辑的必然。     

论我国刑法中行为结构层次理论的构建

行为在现代刑法学中处于基础地位.解读大陆法系行为理论,刑法中的行为、犯罪行为以及"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的行为"分别属于行为的不同层次.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应当重新诠释为行为人控制或应该控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具体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     

中日刑法理论中不能犯之比较

在各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不能犯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犯的理论丰富复杂，在实践中认定又十分困难。而各国刑法理论中不能犯的含义又有所区别，尤以中日之间的区别为典型。文章拟就中日刑法理论中不能犯的概念、类型、法律后果及根据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好地界定理解我国刑法中的不能犯，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提供参考。     

转型时期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实施的假公济私、寻租公权力的犯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威信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不仅降低了国家机关运行效率，也使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刑法历来打击的重点。但是，原来较为明确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新的人事制度的出现，变得复杂起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某类职业人员是否属于刑法国家工作人员争论此起彼伏。鉴于此，试从身份犯罪构成入手，分析国家机关及商业领域中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主体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