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习俗与教育制度创新

任何教育制度最终都是关于人、关于人的发展的制度。教育制度不是纯粹的强制力,它的实现有赖于人们的认同、遵守和服从,而这与教育习俗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从教育习俗和教育制度的关系层面揭示出教育制度创新不仅是创造出一个新的基本的教育交往关系范型和基本的教育行为规范体系,还是对人类社会积淀下来的教育习俗给予尊重、理解的过程;教育制度创新不仅要尊重、理解教育习俗,还要营造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文化氛围,从而体现教育制度创新的价值追求以及人文关怀。在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利用本土的教育制度资源。     

论教育制度可选择

在多元教育主体教育交往活动的持存必须和共识相伴随这个意义上,在教育秩序这个意义上,教育制度如同命运一般,是不可选择的。但教育秩序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教育调控机制只有一种方式,并不意味着教育共同体构成形式、教育组织方式的一元化。教育调控机制必然有教育习俗、教育习惯、教育传统或道德规范、教育制度(包括教育法律)等制度基础,教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教育制度形态不断走向丰富与完善的过程,但这并不等于所有教育共同体之间的教育习惯、教育习俗、教育传统、道德规范、教育制度等制度的内容与形式都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教育制度存在的必然性不等于教育制度形式的单一性。     

大学教育基金与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教育基金在美国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它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使美国产生了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最成功和最具代表性的典范。美国大学经验表明,大学教育基金已经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我国已经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确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借鉴美国经验,利用大学教育基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大学教育基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基金资产规模上都处在起步阶段,但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给大学教育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本研究总结了国内大学教育基金存在的治理结构缺陷、缺乏信托责任和重募集、轻管理等问题,提出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应当完善与公益慈善相关的税收制度、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包括基金会设立、基金治理、基金资产管理和分配使用等方面内容的制度体系,规范大学教育基金的运行并对其实行必要的监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大学教育基金的监督与评估。     

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考量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以启蒙为导向的现代性追求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曾产生过强烈而持久的激励作用,并被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教育是一种现代与传统、交融语境中教育主题的独特书写。     

两大法系保释制度比较研究及我国保释制度的立法和构建

基于对刑事诉讼目的、价值的认识差异及文化传统的不同,两大法系在构建各自的保释制度体系时存在诸多区别。笔者于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在借鉴、移植国外的保释制度时应考虑中国的传统及民众的心理承受程度。     

中国院士制度的两个特点

中国院士制度作为科学运行的一种重要制度,在中国近代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其在运行中也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从马太效应和科学奖励系统两个方面对中国的院士制度进行阐述,对中国院士制度的运行进行比较.     

制度的教育和非制度的人

人和教育制度、教育之间存在着双重的主被动并存这样一种复杂的现象。制度就是规则,教育制度是教育活动必须遵守的规则,但这种制度又必须遵守一定的教育准则。人作为教育制度主体的同时,又处于客体地位。因为人既不是绝对的感性,也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所以人是非制度的人。制度是人理性的产物,人离不开制度,人需要制度。制度的意义就是使人更加幸福的生活。     

从社会哲学视野看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

要推进教育制度问题研究不断深入,就必须在概括、总结和吸收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社会哲学的高度进行反思。本文立足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实践,对教育制度的本质、教育制度的现代 转型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论现代教育制度的妥协功能

妥协是现代教育生活所必需的交换机制,是自由主体达致教育秩序的基本方式,因而为现代教育所必需。妥协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教育生活中获得正当性,从根本上说,这归功于现代教育生活的教育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的公共性、客观性,使妥协的问题被非道德化为一个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妥协问题技术化与社会化的必然后果,是人们能够冷静客观地对待妥协。就本文而言,我们所要思考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妥协机制的现代教育制度在形成教育秩序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两种观点·两种趋向·两种效应──对“表现自我”的辩证阐释

自文艺复兴以来，“表现自我”作为一种创作指导思想，始终没有成为文艺创作的历史潮流。只有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才把它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有些进步作家虽然在指导创作中也谈到“表现自我”问题，但主要是指作家个人最初创作尝试的一种规律性表现、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和作家创作中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而言的，反映了现实主义作家艺术构思和典型塑造的规律。粉碎“四人帮”后，重提这一口号，与批驳“四人帮”推行的政治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有关。它的负面影响，导致相当作家对深入和贴近生活、对创作社会责任的淡化和漠视。     

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小生产理论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传统农民的本质应是“自给自足” ,“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虽然也可以说是传统农民的一种本质性特点 ,但前者更具本质意义。因而 ,以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小生产理论是“过时之论”是欠妥的。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小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 ,揭示了宗法式小生产和小商品生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了两者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及转化的途径。这一理论对经济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它能深刻和彻底地揭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失误的根源。     

略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及影响

清末早期改良派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奠基人,他们把国外先进的警察教育制度引进中国。在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教育机构创设、章程制定及教育实施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职业化的中国早期警务人员。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制度对现、当代中国警察教育培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科学大战"实质上是一场科学与人文之战.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祉与危险所能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促进"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必须予以面对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反思教育体制的专业化局限、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论晚清女子教育对我国现代教育的贡献

晚清女子教育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具有多方面的贡献.晚清女子教育补充和完善了现代教育学制,扩展和丰富了现代教育的教学内容,启迪和深化了女子教育思想.表明了重视女子教育、建立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女子教育体系、确立女子教育健康发展的制度机制的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教育公平制度的建立及政策建议

系统建立教育公平制度是推进教育科学发展,促进人全面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需要.政府是建立教育公平制度的主体,应不断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教育政策配套,加大公平制度供给,保证制度供需均衡,加强实施机制建设,完善评价反馈机制,营造尊重公平、崇尚公正的社会氛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公平制度体系.     

从两种范式的对立与融合中寻求心理学整合的出路

不同的心理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两种范式在心理学科学观和方法论上的分裂和斗争,由此产生了对两种范式对立和分离的一些思辨。然而,两种范式又有相互融合和统一的一面。基于传统上对二者对立分离的思辩,从哲学基础、研究对象、人性观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寻求二者的融合与统一,将有助于推动现代心理学的“和谐发展”,促进两种范式走向整合。     

试论教育制度伦理公正

教育制度伦理公正是通过对教育制度伦理的价值论证,为教育制度伦理确立起一种可能的实践伦理基础和普遍性的伦理基础规范,进而构成社会(制度)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教育发展确立起以公正为基本走向的价值定位.它有三个判断标准:一、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总量和每个人的受教育量;二、不减少一人受教育量而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总量;三、增加一人的受教育量而不减少别人的受教育量.     

中国教育券改革的两种模式及其比较

浙江长兴县的“教育券”和湖北监利县的“义务教育卡”作为中国教育券改革的典型实验,是基础教育领域发生的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其实质是通过改变教育拨款方式,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和模式,前者属公平导向型,后者为效率导向型。     

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因素探析

教育公平是教育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准则。教育公平需要合理公平的教育制度的支持。分析教育制度缺陷、改革完善原有制度,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以促进教育公平更充分地实现。     

影响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制约性因素及对策

社会成员是否具有公民意识,是区分公民与臣民的标志,也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根本分野。我国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积淀下来的臣民心态、等级观念以及社会不公凸显的客观现实,对现阶段的公民意识教育构成制约与障碍。克服臣民心态,确立公民意识在观念领域的主导地位,制度不可或缺;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促进社会公平,为公民意识教育提供现实的社会基础,制度至关重要。由此,必须加快制度建设,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供现实基础和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