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秧歌活态传承机制研究

通过对以胶州市三个有代表性的秧歌发源地的调查,可发现胶州秧歌基本处于活态传承状态中,但其活态传承过程中也还存在社团建设不足、传承队伍断链、缺乏必要的基层文化工作者等问题。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介入的秧歌社团经营管理模式,完善胶州秧歌传统的＂安锅＂传承方式,营造适宜胶州秧歌活态传承的社会人文环境,加强基层文化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是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完善胶州秧歌活态传承机制应采取的措施。     

原平“凤秧歌”的文化解读

“凤秧歌”是山西省原平市西镇乡北贾村独有的一种民间舞蹈,历经300多年的兴衰演变至今仍活跃在民间舞台上.它不仅道具独特,表演时男角刚柔相济、洒脱大方,女角扭捏妩媚、颇具美感,在山西乃至全国独树一帜,而且特殊的产生背景和生存环境使得“凤秧歌”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舞蹈文化和民俗文化.通过对“凤秧歌”的文化特征进行分析论证,以期引起学人对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视,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陇东秧歌的文化内涵与风格特征

本文从陇东秧歌的源流结合陇东秧歌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论述了陇东秧歌的体态特征和韵律节奏问题。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秧歌”应是“阳歌”──陕北秧歌刍议

谈及陕北秧歌，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内容和形式，对“秧歌”这一名称语义却很少考察。从陕北“秧歌”的演变形成过程看，其与南方的秧歌源渊不同。陕北“秧歌”起源于人类对太阳的崇拜，是祭日神活动的民俗化，经历代民间承传而形成。所以陕北“秧歌”应是陕北阳歌。     

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文化解读

貂蝉“连环计”故事来自民间,之后被文人接受。元明时期,“连环计”故事备受欢迎,主要体现在文人与民间在创作上的有意偏好、戏曲选本对《连环计》杂剧和《连环记》传奇的浓厚兴趣和《连环记》传奇的备受赞赏三个方面。“连环计”故事具体地说,实际上是历史加计谋加美女的故事。文人与民间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爱,体现的是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     

论“做人”文化与“做事”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对比分析了重做做人的中国,与普遍重做事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态度、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特征。通过分析比较,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文化在这几方面的差异与各自的优缺点。从而在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方面要博采众长、扬长避短,避免偏狭地看待某一种文化。     

论生态文化与“两型社会”建设

生态文化是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理性呼唤的历史回应,它契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倡导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有序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两型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弘扬生态文化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建设不断前进。     

同朔地区踢鼓秧歌的仪式与文化内涵

踢鼓秧歌是流布于大同、朔州（以下简称为同、朔）及内外长城之间的一种民间舞蹈,它是和同朔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民风联系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同朔地区踢鼓秧歌活动的剖析,说明其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同朔地区踢鼓秧歌的仪式与文化内涵

踢鼓秧歌是流布于大同、朔州(以下简称为同、朔)及内外长城之间的一种民间舞蹈,它是和同朔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民风联系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同朔地区踢鼓秧歌活动的剖析,说明其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论昆曲艺术的原生环境与文化特征

原生环境是戏曲艺术的“前生因”,并直接铸就戏曲艺术的文化特征。丧失地方性也就丧失了文化特征,而不具备文化特征的平庸艺术形式是缺乏辐射力和生命力的,也不可能成为全国性剧种或世界文化遗产。因此,任何试图割断昆曲艺术与它特定存活生态之间血肉联系的行为都是极不理智的,“泛戏剧化”趋向已经并正在对昆曲保护传承工作产生严重的干扰危害。必须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传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的基本精神,就昆曲艺术植根吴地因而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加以认真的分析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昆曲遗产的准确思路和合适方法。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

本文阐述了文化、语言、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文化翻译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文化“传真”意指文化翻译的基本准则,即要求译语从文化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及风格。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文化资本”理论下的现代教育问题解读

文化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格调与生活方式,分为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标签。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囊化资本的两种再生产方式。受化资本发挥着一种遮蔽的功能,达到“炼金术”的效果,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区隔”的德蔽化和合理化。利用相关理论,对经典故事和现实问题进行解读,可以为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论陕北民间秧歌的现代社会功能

传统陕北秧歌作为一项民俗活动,在演出场面、表演队形、表演风格、采用音乐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形式。传统陕北民间秧歌的现代转型使其同时为民间文化事象和民众活动方式而存在。转型后的现代陕北秧歌在对民众的审美教育和精神团结、行为范导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将陕北秧歌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开发出来,将十分有利于现代和谐这会的建设。     

从文化生态视角看祁太秧歌的生成

祁太秧歌从清代形成以来，就以独特的剧种特色成为晋中地区具有标志意义的民间文化现象。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探讨祁太秧歌的生成，分析祁太秧歌特色的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可以看出：晋中地区生态环境决定了当地农商结合的生产结构及文化特征，农业社会形成的社火传统为祁太秧歌表演形态的演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决定了其表演内容的狂欢性特征；农商结合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商人和游商小贩等特殊的社会群体，人们对不同群体生活的社会记忆和道德评价成为秧歌剧目的内容特色；开放通达的地理优势带来频繁的人员流动和异文化的交融渗透，祁太秧歌多渠道吸收外来民间艺术的精华，形成曲调丰富不拘一格的表演特色；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娱乐市场需求，促使秧歌组织形成并持续发展，使秧歌传统得以传承。     

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视野下的生态文化建设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本质就是实现生态化发展,而实现生态化发展首要条件是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包括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念和培育科学的生态道德原则。为此,要从政府决策者宏观层次、企业生产者中观层次以及社会公众微观层次三方面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此外还应发挥学校教育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